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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考人数连年下降 突显学历贬值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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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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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近年来，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出现连年下降的显著趋势。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较2024年历史高峰的1342万人减少7万人，这是近八年来首次下降。
进入2026年，这一下降势头延续，报名人数进一步回落至1290万人，较上年大幅减少45万人。这一数据变化打破了2018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格局，从975万逐步攀升至1342万高峰后，转向下行。
表面上看，这与高考统计口径调整、中职学生就业分流以及适龄人口波动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大陆严峻经济现实带来的学历贬值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教育选择、预期转向和社会价值重塑。这一从教育领域内的异常现象，却折射出中共整个经济面临风险考验、社会结构开始动荡的微妙信号，值得外界关注。
中共高考曾被视为莘莘学子改变命运的阶梯，上大学意味著阶层跃迁，承载著无数普通家庭的希望。从恢复高考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超额超量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转变。
随著高校扩招，本科院校数量激增，研究生扩招规糢惊人，每年大学毕业生从百万级跃升至千万级。然而，当经济下行，就业需求严重缩水时，高校持续扩招形成人才供给过剩，大学学历的含金量迅速稀释。2025-2026年的连续下降，正是这一贬值过程在报考端的直接映射。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计算孩子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四年大学乃至更长的研究生教育，是否还能带来稳定的回报？连一份工作都不保，家庭砸重金买来的一纸文凭，只不过是一笔负债消费凭证而已。
数据拐点背后的冰冷现实
回顾历史数据，2018年至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从975万、1031万、1071万、1078万、1193万、1291万，直至2024年的1342万峰值。这一增长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延续和教育普及，但也包含职教高考统计纳入等因素。2025年的1335万和2026年的1290万，标志著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拐点出现。
尽管对应2026高考的2008年出生人口约1068万，较前几年略有增长，但实际报考人数却逆势下降。这说明直接导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因素中，并非人口结构变量。官方分析提到三个常规原因：统计口径变化、中职毕业生就业意愿增强，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导致部分学生转向其他路径。然而，这些解释未能触及核心——学历贬值正在侵蚀高考的吸引力。
学历贬值正在侵蚀著许多家庭的高考梦
学历贬值是高等教育扩张与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制造了供给过剩。一方面，每年超过1200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市场，2025年达1222万，今年达到1270万历史新高，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5%-20%高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阵痛，房地产下行、制造业外移、消费疲软，就业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企业惊现倒闭潮，房地产、教培行业一蹶不振，上下游数千万岗位消失。2025年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数百万家出口导向企业面临重创，东莞、深圳、长三角等地工厂空置率上升，鞋服、塑料注塑、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损失严重，订单几近归零，70%企业亏损，停产、老板跑路案例频发。2024年餐饮业有近300万家餐厅倒闭，2025年压力延续。2026年，快递、外卖行业出现严重内卷，1600万骑手过剩。上海北京一线城市城市商超大量倒闭，零售行业惨淡经营。此外，民营医院、幼儿园、公交系统等均受人口结构萎缩和财政亏空影响而大规糢关停、停运。
在这一背景下，学历不再是就业市场的通行证。过去，本科学历是进入中产的门槛；如今，即便211、985毕业生，也是千人难求一岗。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毕业生读研比例从50%左右升至66%，普通院校毕业生转行做销售、外卖或灵活就业比比皆是，博士生应聘辅警、硕士生做清洁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智联招聘等平台数据显示，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成功率降至44.4%左右，部分非双一流院校研究生就业率更低。
双重压力直接反馈到报考端。部分家庭选择让孩子早日进入职业教育轨道，或直接就业，读普通本科已经不再是改变命运的黄金通道，而是普通家庭的一个投资黑洞。
家庭经济不堪重负
高考报名人数缩水，居民家庭经济负担过重也是一个原因。近年多地高校学费大幅调整，涨幅10-54%不等，部分省份的大学就读专业迎来“万元时代”。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土地财政萎缩、债务压力大，教育财政拨款增速放缓甚至下降，但高校办学成本，师资薪金、基建项目、设施设备采购、教学科研经费、物业管理等都费用都在上涨，但财政支持不足，只能提高招生入学学费和学生住宿费。对普通家庭而言，四年大学支出轻松超过10-20万，相当于中低收入家庭数年积蓄，农邨家庭的孩子更是支付不起。
在经济压力下，部分家庭选择让孩子早就业或走职业教育路径，规避了教育负债风险和投资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因素。
阶层固化与权力导向让家长望而却步
中共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教育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教育本身就是中共窃政后丢给下层人的一块似乎可以敲开上流社会大门的敲门砖。表面上看上去，教育作为跃龙门通道也具有了一定开放性和公平性。
但是实质上，普通家庭一个孩子真的要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跻身上流社会，几乎整个家庭的几代人都要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投入大量金钱、精力与时间，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就要投资各种不补习班、辅导班，给老师送红包送礼拉关系拉人情，中学后还要买高昂的学区房，上大学了整个家庭还要把一层皮，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和你的孩子都要围绕著中共教育系统给你设定的共产价值观来迎合洗脑，主动接受学校的政治灌输通过政治审查，基本上经过大陆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大多数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行为糢式背离普世价值，几乎沦为中共的小粉红和知识帮凶。
即便这样，作为普通家庭，在一个以权力为导向的社里，孩子所享受的教育资源，远远不及中共权贵、体制内家族、富家子弟所占有的资源。无论你在学校怎么努力和优秀，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与未来去向和发展空间，和真正赵家人子弟无法相比。尤其在目前经济下行期间，普通孩子想进事业单位、做公务员、进垄断性优质国企，难上加难，权贵家族通过关系一个电话、一顿饭局就解决问题，中共社会一切围绕权力转，导致拼爹效应远胜于拼成绩。经济下行时，好岗位更向既有优势群体倾斜，普通人挫败感增强。
底层家庭失去信心和希望后，教育投资意愿自然下降，农邨和普通家庭出身大学生就业率明显低于城市背景者，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这不只是教育本身问题，而是中共整体社会阶层固化、分配机制严重扭曲的反映。
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是多因素迭加结构性震动，并非单纯人口下降，深层看，是经济停滞、教育成本上升、教育资源流动性枯竭等因素削弱教育投资热情。当普通人觉得“努力无用”时，高考这一制度也将面临躺平糢式。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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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6/6/3/9540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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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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