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子郵件系統幾乎每天都會崩潰。不過直到我的全部聯繫人第二次莫名消失後，我才開始懷疑這種崩潰的性質，並開始調查和改進我的郵箱設置。在仔細研究了雅虎郵箱設置後，我不寒而慄。我的來信一直被轉發到一個陌生的電子郵件地址，這個地址有可能是某個入侵我郵箱的人在轉發設置中輸入的。

我被黑客攻擊了。

「黑客攻擊」這個詞語在中國境內最近的網聊和飯局中屢屢出現，很多外國記者都曾發現他們的郵箱賬戶被非法侵入了。

但與爲了盜取銀行賬戶密碼和窺探隱私以期騙取豔遇的那些惡意軟件不同的是，這類攻擊看起來是更像是傳統間諜行動。最近，多倫多大學的反網絡偵測研究結果暴露了一系列在100多個國家的電腦中偷竊文件和信件的電子間諜行爲。這些間諜行爲有一些共性：其中很多來自於位於中國境內的電腦，這些黑客似乎對印度國防部、西藏人權行動支持者、達賴喇嘛和負責報道中國大陸和臺灣消息的外國記者們有着特殊的興趣。

雖然作者謹慎的未在報告中對中國進行譴責，但報告的潛臺詞並不難解讀：中國的什麼人——可能是一個單幹的網絡流氓，也可能是一個政府機構——正使用高科技監視和偷竊潛在的國家敵對勢力的網絡信息。

如果真的是這樣，這將意味着：中國在企圖管理在華工作和生活的400多名外國記者的悠久歷史又進入了新的篇章。

這種對外國記者的監視和操縱——讓他們和他們的消息源時刻坐立不安—從早先有套着不合身的夾克的大塊頭尾隨記者去採訪地點，或打電話時不得不用某種敲擊方式來代表「黨章」開始，已經由來已久了。

可能最讓人心煩的是，這些攻擊完全是匿名的，這意味着我們和我們的消息源永遠也會不知道我們到底面對着怎樣的敵人，到底應該向誰問責。

加拿大研究員納爾特.維爾納夫(NartVilleneuve)專業從事分析黑客攻擊，併成功鑑別過一封用來欺騙那些外國記者助手的傳染性郵件。他警告說，現在無法證明是中國人，或者說，至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中國政府應該爲這些網絡襲擊負責。

「黑客們試圖隱藏他們的所在地,」互聯網安保公司SecDev.cyber的首席研究員維爾納夫先生說，「可話說回來，你不得不懷疑還有誰會在針對這些人羣的黑客攻擊上花費時間和精力。」

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人來說，懷疑是東道國，或至少是那些所謂的愛國主義紅客軍團發動了這樣的襲擊大概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沒法確定，但很有可能是這些民族主義獨狼們上週攻擊並關閉了駐外記者協會在中國的網站。

澄清一點：近年來，駐華外國記者的境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認的是，從古至今，很多頑固的中國人始終認爲駐華記者都是能言善道的間諜。(這點是我最近才深刻體會到的：一個朋友的母親居然要求他離我遠點，以免墮入我的圈套。)

雖然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但大多數外國記者們開始相信我們的電話被監聽了。我們已經學會了在接觸政見不同者時，要把手機SIM卡拔出。在辦公室裏，我們在談論到「政治敏感」話題時，會自覺自發的把音量降低。

這只是我們在疑神疑鬼麼？或許吧。不過最近發生的事情爲政府非法侵入駐華記者及其僱員事務的看法提供了不少實證。因涉嫌欺詐罪而被當局監禁3年的《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研究助理趙巖2007年剛剛出獄。對他毫無根據的指控——說他泄露國家機密——源於一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這篇文章正確的預測了中國高級國家領導人退休時間。（譯註：http://zh.wikipedia.org/zh-cn/%E8%B5%B5%E5%B2%A9）最終，趙巖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並未成立，而是變成了嚴重程度遠遠低於原指控的詐騙罪。但這是在原告引用了《紐約時報》職場內辦公桌上的一份文件後才更改的 ——老大哥一直在看着我們。

即便是現在，西方新聞組織仍因安保人員爲了打聽他們的僱員正在進行的報導而請其去「喝茶」而怨聲載道。

大家都認爲，對駐華記者的對抗和監視在過去的數年裏逐漸低調下來。最對立的時候應該是1967年，中國政府允許入境的第一名外國記者——路透社的英裔通訊員安東尼格雷（AnthonyGrey）——被在其北京住所限制行動長達兩年之久。他被控間諜罪，但從未正式審判。普遍認爲對他的拘留是當局對兩名中國記者在香港——當時的英屬殖民地——被捕的報復行爲。這兩名記者在一次抗議過程中被扣押，並且在格雷獲釋前很久就被釋放了。

當作家兼新聞記者的夏偉（OrvilleSchell）在1975年到達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時，無時不在的恐懼威懾着中國公民，在經過當局長達十年過激的反西方宣傳後，他們不敢與外國人進行任何意義上的接觸。夏偉先生說，即使有幾次他從他的中國監護身邊離開，安保官員仍會找到他，並護送他回旅館。

有一次，他剛成功的與一個山西蘋果園裏的果農交談了一會兒，謝爾先生就被有關方面稱病並關在了當時分配給他居住的窯洞裏。即使他設法攔着行人想要提出一些問題，也經常被人擺擺手拒絕或乾脆無視。「人們與我們隔閡極深，幾乎對我們完全無視,」他說，「我們這些外國人對他們而言，就像生活在氣泡中一樣，看得見聽不着。」

對外國人的態度和限制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緩和了下來，但卻在1989年學生運動被鎮壓後再次變得緊張。當時攜眷駐京的《紐約時報》特派記者紀思道（NicholasKristof）回憶起當時晨跑時，曾被車輛尾隨的情形。"他們有時有些大意，"他說，"我們留有所有當時跟蹤過我們的車輛的牌號清單。"

雖然紀思道先生說他們學會了從樓梯井溜出大廈以躲避監視及用暗語進行採訪的技巧，但當他得知一個密友（一位中國記者）居然是政府的間諜時，他實在受不了了。「我們沒法對被監視這件事見怪不怪，」談及監控時，他這樣說，「我們總會擔心哪個中國朋友會因爲我們遇到麻煩，有驚無險的事情發生過幾次。」

中國政府不會審查駐華記者的派遣令，但是當局經常採取不予更新某個記者的簽證的方式來表達對他工作的不滿。在極個別情況下,當局還會將駐華記者驅逐，1986年，《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約翰泊思（JohnBurns)就曾經受到過這種待遇，當時當局譴責他非法進入軍事管轄區並拍了不該拍的照片。多數當今的駐華記者都會同意，對這個羣體明目張膽的監控行爲比起當初已經顯著的減少了。不過有些人則認爲，這只是因爲當局的監控技術越來越完善，難以察覺罷了。話說回來，這讓我們又回到了最近的黑客攻擊事件。

由於雅虎拒絕對這次事件進行定性，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不得而知。雅虎只告知一些被攻擊者他們的賬戶被強行進入了，但拒絕進一步的信息披露。這些賬戶的電子郵件被別人讀過了麼?他們的信息提供者受到威脅了麼?他們無從得知。

雖然不知道黑客到底來自何方，但這次攻擊讓很多記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感到很緊張。一個在中國工作多年的記者朋友說，她得知自己的郵箱被攻擊後，感到被侵犯了，十分惱怒。可更讓人泄氣的是,她說,我甚至都不知道應該去向誰問責。「我爲一些給我寫過郵件的中國朋友擔憂，他們的郵件內容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她說,她要求不在文中透露姓名，以免引來黑客攻擊。「我寧願黑客竊取的是我的信用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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