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乘车我一般都站着。但后来我也忙着找座坐了，不是累,而是好给老人让座，好“弘扬民族文化，做文明市民”。有时上班途中，我能让七八次座。很是过了一把弘扬民族文化的瘾。

　　后来我就设想，等将来我和老婆有了儿子，一到星期天，就专门带他乘公交车，我们一家三口联袂找座，见人就让。好使儿子打小就“弘扬民族文化，做文明市民”。

　　孰料正当我为自己的绝妙设想暗自叫好时，半路杀出个王小波来。他那篇著名的《国学与智慧》的文章搅了我的如意算盘。他在文中说，美国留学时，他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王小波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谁知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王小波听了真的动了邪火，想扑上去咬他。后来想明白了，“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那会儿我大学刚毕业，挺相信书上的东西。加之王小波是个硕士，面相长得老实，说的情真意切，又去过不少国家，让人没法不信。但是，我私下里还是又请教了几位经常出国的人士，结果证明王小波没错。人家没文化的人都知道让座，尊老爱幼在人家那里和文化无关。

　　于是我便害羞起来。啊？我拉上老婆孩子准备为之“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事儿，在人家那里竟然不足挂齿、稀松平常， 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伟大的民族文化?真是不好意思。

　　从此，对某些人整天吆喝的“民族文化”我便怀疑起来。民族文化嘛，应该是特有的东西，否则就是世界文化。像“中华民族自古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热情好客、互相团结”等等,我认为就不是咱们的“民族文化”。你天生勤劳勇敢，别人天生懒惰怯弱；你天生善良智慧，别人天生凶恶傻冒；你天生热情好客，别人天生吝啬抠门。这是谁家的道理，明明是一厢情愿嘛。我这样说，绝不是否定咱们“民族文化”的存在，比如四大发明、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经典的民族文化。但如果说给人让座就是“民族文化”，那咱们民族文化的标准也太低了。这不是人为地给咱们的文化降格吗？

　　其实，不独民族文化这事，很多在国外很严肃的东西，一到咱们这里就常常人为地降低标准。比如教授。有资料说当季羡林先生在德国求学时，德国的大学一个系里边只有一两个教授。然而，1994年中国大学已经有正副教授13万了。季羡林先生说：“‘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这话难听，不过确实是这样。”

　　比如收入，某些地方明明还有成千上万人没解决温饱，当地有关部门却宣布已经小康。

　　比如人权。明明是刚刚吃饱，就说咱们的人权比人家美国还有保障。

　　比如教育投入。占国民总产值比例只有百分之二点三，而印度已达百分之三点五。马来西亚则为百分之六点九。泰国也接近百分之四，美国差不多百分之五点几到六。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比较最靠后的，但中国人照样“科教兴国”。

　　比如硅谷。人家美国才几个呀。嗬，咱们几乎每个省市都有了。也不怕把人家给吓着了。

　　比如汽车厂。人家一个国家才几个，可前些时候，咱们几乎每个省一个，最不济也是个组装厂。

　　鲁迅先生讽刺学衡派时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我则想说，我佩服中国人的只有一点，您那教授也算教授，您那硅谷也叫硅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害羞？

　　中国有句老话，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本没有优劣贵贱之分，但是，如果有人老是降格以求放纵自己，老是“取法乎中”,甚至“取法乎下”,那日后恐怕只能“仅得其下”或者“一无所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