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大国，也是一个烟草最大国。中国人为何如此爱抽烟？是祖先的遗传使然？还是社会现实环境使然：“敬烟”、“敬酒”既表示对人的尊重，也是拉关系的最基本手段。

当然，云南“滇南帮”(这是云南省委中人的说法)的档次远不在此。接待京官、友官(关系省市的官员)，拜访京官、友官，送几箱有“至尊至醇”“王者风范”的“玉溪”红塔山香烟，实在是小小小小意思。

曾几何时，民族大义兴起，国货当道，“万宝路”、“三个五”的地位已被红塔山系列香烟取代(其实红塔山的祖先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金元”烤烟，二十世纪上半叶引进中国)。

最令“国官”们自豪的是，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我中国人手中。

前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是红塔山的鼎力支持者。红塔山集团老总储时健成为“贪污犯”时，人们把红塔山成功崛起的功劳也全给了储时健。知情人士说，事实上，没有“老书记”在红塔山后面撑腰，储时健玩不转。

正是“老书记”普朝柱在玉溪地委当书记，帮助玉溪红塔山烟厂扩建、增加投资、引进英国卷烟机。他的功劳很快被北京发现，在一九八二年即跃升为中共中央委员。

成为云南省长、省委书记之后，普朝柱可以运用更多“资源”帮助红塔山迅速成长：红塔山率先实行了农工商、产供销、人财物统一的“三合一”体制，直至一九九一年跃升为全中国烟草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即使储时健垮台，也没有影响到红塔山被评为中国价值最高品牌。

最高品牌，也就是最大的肥缺。但是储时健有点象大邱庄的禹作敏，得意了便忘了官场规矩----居然私下胡说什么“我不怕什么，我保险箱里有大老馆的批条”。

普朝柱们的批条，是红塔山的圣旨，是通往金山银山的通行证，岂能曝光。

储时健成了牺牲品，但是保全了更多的领导干部。昆明市的副市长宇国瑞成了储时健的接替者，这是位红顶商人，也是省里主要领导干部“信得过的同志”。

知情人士说，在普朝柱时代，云南省和其它省份不一样，没那么多“五湖四海”，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省长均是本省籍。一度有几个外省籍插进来，实质上没有真正进入云南的掌权阶层，便走人了：例如高严(吉林人，曾接普朝柱的云南省委书记职，后调电力部)、刘荣惠(河北人，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平调陕西)、王广宪(浙江人，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昆明市委书记，后调贵州)、梁金泉(河北人，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调全国政协)、刘京(陕西人，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后调海关总署)等。

是云南省籍，使李嘉廷比较容易进入普朝柱的圈子，更重要的是，他比普朝柱更能运作“红塔山”，也更明目张胆。

例如，李嘉廷批出货款建了昆明第一楼--“佳华酒店广场”(名义上是港资，实际上来自昆明银行贷款)，既是他的作乐窝，也是他接待京官、友官的地方。酒店生意不好没关系，他要红塔山的宇国瑞用数亿巨资买下“佳华”的附楼，且将门开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方便李嘉廷“工作”。

北京最高层次的官员，自然不会找普朝柱、李嘉廷批什么条子，即使接受了云南送来的几箱烟，首长们也是让手下分享。真正的幕后故事在于：那些首长们的子女、秘书，以及那些首长子女、秘书的亲友，是不会顾忌找李嘉廷下批文、批条的。而且，批条内容不止是香烟。因为红塔山是一个王国，关系王国。

储时健当时手中存有大老馆们的批条，变得胆大妄为，最后被人牺牲。李嘉廷的批文、批条，却给他在北京以至全国各地编织了远比远华案巨大的保护伞、关系网。

知情人士说，赖昌星的网络主要在福建，北京、广东、香港以及公安、海关、军队，而李嘉廷的网络则是全国性的。你翻一下某些地方报纸，就可发现，李嘉廷到某个友好省份访问，受到接待的档次之高，可与中央领导相比。

到了京城，这个封疆大吏却没有自己官小的感觉。几个部长，或者副总理，可以象他一样信步中南海，可以在中南海大摆宴席？

谁给他开了中南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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