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上台以后，严控媒体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要营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之外，更要防止“异端”思想的出现。因此这些年来大陆文字狱不断。例如中共十四大时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因为早一天被新华社编辑吴士琛透露给香港记者，吴就被江泽民判处无期徒刑！这些年来先后被捕的还有高瑜、席扬、施滨海等。

　　今年以来，在江泽民亲自主导下，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愈演愈烈。除了有关部门一再下达文件之外，具体是通过以下几个办法来对付不太听话的媒体。

　　一，以经济目的为理由进行吞并。例如组织大媒体集团来应付进如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竞争，把一些较小规模，因此也比较出位的媒体吞并来加强管制。例如比较受欢迎的晚报就并入各省市的中共机关报为主的媒体集团。上海、广州就是这种模式。

　　二，明令停办。如四川的《蜀报》和《商务早报》四月被停刊，前者据说有民营资本进入，后者强调独家新闻和民间色彩；五月广西的《广西商报》被要求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共机关报《广西日报》，但是在被拒后被下令停办；六月，南京市的《经济早报》因为有文章讽刺江泽民也被停刊。

　　三，整顿班子。广州的《南方周末》一向比较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虽然广东省委一直抵制来自中宣部的压力，但是前年终于还是撤换了总编辑江艺平，但是上头还不满意，因此今年五、六月间大改组，又撤换了一批人员，屁股还没有坐热的总编辑钱钢也被迫下台。《成都商报》被整顿是因为报导一位县委副书记赶赴“三讲”撞死人引起省委书记周永康的不满而批示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这个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亲信，作为省委书记，对资本主义和新闻自由竟是如此的无知！

　　四，打压甚至逮捕编采人员。今年三月河南销量最大的《大河报》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因为发表过有关投资环境差及卫生部门腐败的报导。江西《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因为报导五月份该省一宗死刑犯还没有断气就被摘除器官出售引起家属不满的消息而被解雇；七月，广西《南国早报》因为刊登一个私营工厂雇佣数百童工的消息引起南宁市劳工监察大队的不满而被审查，有关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而触犯高官的就面临牢狱之灾了。国际保护记者协会公布去年全球有八十一名记者被捕，其中中国大陆就有二十二位，为全球之冠。例如香港《文汇报》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因为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薄熙来搞廉政抓小放大》，以及渖阳市和大庆市领导人的腐败而在去年十二月被捕，面临重刑；但是这些领导人的腐败也是中共所无法否认的事实。

　　为了明年中共十六大权力接班的平稳进行，在江泽民亲自主导下，今年六月中宣部已经下达长约两千字的文件，列举了出版物严禁刊登的内容，即：揣测党政领导人职务的变动文章及报导；要求中共十六大实行多党制或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及报导；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文章及报导；抵触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文章及报导；涉及暴力、淫秽的内容；涉及军事机密及其他国家机密的内容；危害社会稳定或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内容；其他捏造事实的文章及报导。文件还禁止媒体集中报导重大贪污腐败丑闻、重大犯罪案件及各种天灾人祸，这类新闻只能采用新华社的消息。

　　不久前的一连串的报导，还披露了北京对媒体的多种苛刻要求，计有“三不准”、“四严禁”、“八要求”、“十宗罪”等等。

　　其中“三不准”就是禁止收集大陆腐败丑闻、重要犯罪案件和天灾人祸。相信是总结了“教训”才做出这些规定的。例如对远华集团走私案的报导牵扯出江泽民的亲信、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干扰了江泽民的接班大计；而犯罪案件和天灾人祸往往也透露出中共内部斗争和腐败、颟顸、草菅人命的情况，影响中共英明、伟大的形象而导致人民的不满。

　　而“八要求”更徒显中共草木皆兵的心理。其中的几条如：第四条，法轮功创始人生日的五月二十一日要避免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生日”等字句。看来凡是这一天生日的中国人都要更改自己的生日日期，免遭无妄之灾。第七条，出版社在出古书时，要注意影射现实的倾向。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千变万化的现实，可要难倒编辑了。

　　这些中央的文件和通知之类，有些是江泽民亲自口述的，并且提醒媒体工作者，一犯错误就没有改正的机会，报刊出版社将永远关闭而不是“整顿”，意味着整个机构的成员失去“生存权”。这是类似对付法轮功的“连坐法”。那是江泽民对政权感到很深的危机感才会下达上述威吓性的文件和命令。因为媒体也可以说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情况下又怎可期望中共可以开放新闻自由？特别是肤浅、保守的江泽民还在台上。

　　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江泽民不一定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古训，然而江泽民为了保护他的特权利益，非得严控媒体不可，不见棺材他是不会落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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