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相信」的包圍中

　　天亮了，我起來。早餐想下樓吃油條，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單位先看報紙，什麼地區什麼企業增長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爲數字出幹部。然後去開會，臺上的人講得很好聽，不敢相信，因爲在會下人們從來不是這麼做的。下午去醫院看病，有高級職稱的叫專家門診，不敢相信他們是專家，更不敢相信職稱高的一定比職稱低的強，因爲職稱的水分很大，裏面的問題夠寫一本書。下班去飯局，朋友不相信海鮮的分量和鮮活度，跟服務小姐去核準。我不敢相信覈准後端上來的真正結果。於是邊吃邊看電視。一大堆豐乳、減肥、健身器、口服液廣告，不敢相信。因爲如果真的那麼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吃完結賬，朋友一個菜一個菜地核對，我不相信這種辦法能把多算的錢核出來。回家路上，一對夫婦攙着個女孩向我問路，還說從外地來找親戚沒找着，讓我給點錢爲孩子買個面包。雖經歷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們是假的，那模樣，那孩子，特別是那真誠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樣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讓人痛苦。快到家了，過馬路，綠燈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確認所有汽車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過馬路，回了家。

　　
　　前些日子看到報紙上說，深圳蛇口一箇中學生看好了是綠燈過馬路，被橫衝過來的大貨車壓死，貨車揚長而去，目擊者全都傻了眼。於是反覆對女兒說，過馬路，得看車，不能光看綠燈。

　　綠燈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沒有心理障礙，沒有多疑症，沒有被害幻想症。

　　選擇不相信是沒有辦法的事。五七年說好了提點意見沒事的，可五十萬相信沒事的人，後來有事了，有點像那個被壓死的中學生。五八年人家說一畝地長出幾萬斤糧食，你沒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後來餓死的人又那麼多。六幾年七幾年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來就是好來就——是好！！！」信還是不信呢？1978年以後形勢的確好了，可又冒出假藥假酒等等，弄得人很頭疼，不相信的陰影揮之不去。

　　如果這種不相信停留在物質層面，有形層面，那這篇文字可寫可不寫。不幸的是，它毫不猶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藥假酒以及其它種種假貨之後，假合同、假賬目、假集資等等冒了出來。不過商業欺詐也不是我們獨有的，資本主義那一頭也不少，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然後又蔓延，假證件、假護照、假增值稅發票等等，那是團伙犯罪，資本主義也有。我還聽到過有人經營更邪乎的東西：假的犯罪證明、假的刑事判決書，拿出去騙外國人。這可是任何一個黑色幽默作家沒法編出來的情節。然後是假文憑、假檔案、假廣告、假名優、假新聞，以及二百八十塊錢一個的「中央軍委」和六十塊錢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麼的，這些東西資本主義那邊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後是假數字、假政績，這些玩意還沒聽說人家有，想辯解一下還有點難，得注意了。

　　1999年12月《雲南日報》披露國家教育部一位官員的估計，目前我國持大專以上假文憑的人有五六十萬。剛被槍斃的一個副省長檔案裏就有假的北大文憑，可見這幾十萬人中有的級別不低。沒出事的高官檔案裏還有沒有假文憑，查起來不太方便。在一個國家裏有五十萬持假文憑者在各地區各領域各單位工作，這個國家的人會怎樣看待自己國家的文憑和持文憑者，其他二百多個國家的人會怎麼看待這個國家的文憑和持文憑者，我有點不敢再想下去了。

　　那天在飯桌上聽一個朋友侃，某地區把統計數字報給了國務院，上面領導懂經濟，看了罵道：你們連造假都不會，一個數字改了，其它的也得改，否則加起來是笑話，水平夠臭的！我沒問這是傳聞還是民間笑話，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說了一個「層層加水」的對子：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下級騙上級一級騙一級層層加水，橫批：官運亨通。這個地區可憐連水都不會加。

　　統計部門的朋友抱怨，報表先得送地方領導審閱、批准，否則不準發佈。我沒爲難他們，沒追問是否領導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動過。我倒是勸他們，你們不是彙總下面的數字嗎，那些數字也是被「批准」過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能相信的事各條戰線都有。今年一月《文匯報》上講，湖南省政協提案批評中小學造假：教師在公開課前預先佈置學生作踊躍發言狀，會答的舉左手，不會的舉右手。我看後大笑。女兒拿過報紙一看，說她在小學時就經歷過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兒讀過的一所小學，前幾年終於被評爲省級一級學校。爲評比，他們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設計公開課舉手；有的工作推後做了，比如追補了幾年的備課筆記檔案。我聽了覺得很荒唐。一個教育界人士笑我大驚小怪，說不這麼做的倒不多見。湖南師大的教授說校園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這話聽起來不太入耳，但恐怕不愛聽也得聽着。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碩士文憑是真的，但論文是部下寫的，部下還要麻煩更下面的人寫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錢，打印稿上有他的筆跡，你不能說他買文憑吧；新聞報道的時間地點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話不是那個人物說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書是真的，但彙編還是著作鬧不清；論文是真的，但好幾個署名中哪一個是真的作者鬧不清；檔案是真的，但有好幾個出身年月，哪一個是真的，鬧不清。

　　前兩年，南方某地有一個級別很高的幹部，在其胞弟六十歲退休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以後，他總是五十八歲，五十八歲，五十八歲，五十八歲，一直在位不退，在當地傳爲笑談。類似的例子並不算少。現在老百姓知道有五十九歲現象，指的是幹部退休前犯錯誤，卻不知道還有不肯退位搞假年齡的五十八歲現象。現在真幹部在檔案裏有一點點不太真的東西，已經不是個別案例，於是有些組織部門規定某些處室負責審查甄別幹部檔案。有的幹部被查出來有造假內容，但人已調入，工作也幹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讓人頭疼。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憑驗證中心，很受歡迎，還滿足了全國各地的服務需求，現在忙不過來。現在社會上一些大學畢業生是真的大學畢業生，但手上的文憑與他就讀的學校不符，有點像前面說的酒，茅臺的瓶子，裝的是二鍋頭。

　　當我們步入一個真假難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們的血液裏滲透。當這些因子傳染給別人，或者遺傳給下一代，世界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有兩個朋友,一個從大型國企、一個從政府機關下海,現在都是私企老總。歷經風雨之後，二人現在都有不小的變化。老總 A經常對我說，他現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這話很好玩，有點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幫右手撓癢癢,右手想,撓得那麼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幫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麼起勁，然後要幹什麼？兩隻手端一碗熱湯，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別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樣這麼尋思。結果，害得老總A多花了一倍的勁。

　　老總 B在兒子三四歲時，給他上了一堂啓蒙課：兒子要喝水，他給了一杯。兒子喝了一大口，燙得哭了起來。他說，誰讓你不試試燙不燙，什麼都得自己試，誰也別信，爸爸也不能信。兒子會想，爸爸這麼喜歡我，怎麼還不能相信？還燙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還是死」的拷問中死去，B 總的兒子在「信，還是不信」的拷問中長大。

　　B 總的兒子被燙了一次，永遠不會不試水溫就喝開水。我看了報道，永遠不會只看綠燈就過馬路。所以，有一條規律應該是存在的：懷疑的建立有時只需瞬間，懷疑的消除要花費幾倍甚至幾千倍的時間。同理，一個社會，信用的崩潰也許不要多少時間，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誰也別想脫了干係

　　現在各個領域都有打假問題，社會的信用受到很大的破壞。建立信用匹夫有責。有責，有三層意思：第一，信用的破壞，不能只怪別人，我們每個人都起了作用，所以有責；第二，每個人都在爲此付出代價，或者說都已經在承擔責任，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第三，經濟政治領域以外的人有時責任可能更大。

　　我們都跳過忠字舞，揮過小紅書，批這個鬥那個，發言，表態，寫白紙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瀾，把值得懷疑的東西弄得不容置疑，對不用懷疑的東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該相信什麼。後來的年頭，我們仍不時地說一些不是很真的話，做一些不是很實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們就接了下去，寫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編好人好事，對同學說瞎編的話。我女兒說她從小學到中學已經寫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實際上從來也沒撿到過一分錢。我外甥現在讀小學六年級。他告訴我，剛開學，同學們一見面，這個說，咳呀，我玩了一個暑假的遊戲機，那個說，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說，我沒做習題集，沒進強化班，沒請家教……可開學的摸底測驗卷子一發，奧林匹克數學題個個做得嘩嘩的。他們現在誰也不信誰。信用的破壞他們也做了一點事。做了的事總是要承擔一點責任的，當然不一定今天。

　　我們每個人都得爲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負一定責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賴賬。連對小孩子，我們將來都要告訴他們，得對小時候做過的事承擔一些責任，對大人就更不用說。可是現在有些大人的表現頗讓人不好意思。我現在一見搖頭晃腦大唱樣板戲的人，總在心裏哀求他們快點停下來。對那些用溫馨的筆調懷舊的人，對他們之留戀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學只能下鄉只能鬥人或只能被人斗的歲月，還大喊青春無悔，我總是想提醒他們一下，在該讀書的年齡而不讓讀的一代人，他們遭受的損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一輩子也沒法彌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遇有條件把壞事變成好事。要是壞事和好事可以隨意顛來倒去地變，那我們的孩子們對歷史就不知道該相信什麼。十幾歲就輟學下鄉的人羣，包括他們的父母甚至他們的孩子，現在活得不輕鬆。而另外一些人，在億萬人遭難的年代活得很滋潤，現在又比擺脫了浩劫的億萬人活得還要滋潤得多，有的還儼然文化名人青年導師。他們對自己過去的言論和行動，都採取了健忘和賴賬的政策，或者說採取了說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