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學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中堅

　　中國人留學海外是晚近上百年的事情。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勢日益強盛，中國人開始反過來到日本去留學。同時也有一部分學生到英國、德國等歐洲強國去留學。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可以說除了毛澤東等少數人例外，幾乎絕大部分中國現代名人都是曾到歐美、日本或蘇俄東歐學習過的人。

　　嚴復、馬建忠等人爲中國人翻譯、編寫了優秀的西方現代思想作品《天演論》、《馬氏文通》。留日學生，對推翻清朝皇權統治的鬥爭，起了極其巨大的宣傳和組織作用，「革命軍中的馬前卒」鄒容和以《警世鐘》和《猛回頭》以及蹈海自盡來呼喚人民起來反抗的陳天華，還有那一位不讓鬚眉，不僅走出家庭、而且走出封建統治思想牢籠慷慨赴死的秋瑾女俠，皆是日本留學生。孫中山曾經留學檀香山，蔣介石曾經留學日本。
　
　　留日歸來的魯迅和留美歸來的胡適爲中國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武器，五四爲中國的新文化開創了新的紀元。
　　
　　民國以後，中國留學生有奔赴歐美和日本的，也有走向蘇俄的。去歐美和日本的留學生，產生了許多科學家、人文學者、藝術家，如丁文江、朱光潛、潘光旦、李四光、儲安平、郭沫若、冼星海、胡風等；去蘇俄和留法勤工儉學的，則爲國共兩黨培養了一代政治家，如瞿秋白、王明、博古、周恩來、蔣經國、楊尚昆、鄧小平、劉伯誠、朱鎔基等。

⊙　留蘇派成績有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政治一邊倒，只有留學蘇聯東歐一條路，時間僅延續不到十年（五零到五九），背景太半屬於共產黨老幹部的家屬子女。這些被毛澤東喻爲「八、九點鐘太陽」的留蘇生，是中國曆屆留學生中成績最差、名望最低的一批。並不是這些學生不努力，也不是這些學生天資不足，而是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束縛太重，他們沒有思想馳騁的餘地，而且回國後又連續遭逢四清、文革等各項政治運動；一部分人成爲中蘇論戰的犧牲品，回國途中不幸被害；其他回國後，從事各種科技專業或領導工作，除了江澤民、李鵬等政治人物之外，沒有聽說湧現出特別著名的名家大師，即使是江李兩人，也不是因政績輝煌而馳名政壇，實際上帶有明顯的「根正苗紅」黨天下子承父業的半世襲意味。

　　直到文革結束，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踏上留學歐美日本澳大利亞的道路。新一代留學生還剛剛開始嶄露頭角。國內的留學浪潮仍然方興未艾。

⊙　摧折留學精華

　　回顧國人百年留學的歷史，許多問題值得深長思之。

　　中國人留學外國是爲了學到先進知識，借鑑外國先進經驗，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可是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的留學熱不僅沒有減退，一浪接着一浪，但中國不僅科技沒有迎頭趕上國際先進的行列，而且一度差距越拉越大。回國的中國留學生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留學生）沒有一個是在中國大陸得獎的。除了其他的條件以外，我們不得不說，除了科學技術本身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

　　留學生並非歷來都喜歡滯留海外當假洋鬼子。第二次大戰以前，留學生不回國是很特殊的情況，而報效家國是不言而喻的天經地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有一艘海輪滿載着一羣對祖國充滿了熱情和理想的留學生離開美國，返回北京。可是幾十年後回頭一看，這批優秀的愛國學者絕大部分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有的自殺，有的被迫害致死，尚在人間者寥寥可數。（碩果僅存的巫寧坤教授曾在開放雜誌撰文回憶這一歷史教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史，是一部血淚史。正是毛澤東的「陽謀」手段閉鎖了留學生的赤子報國之門，讓中國坐失大批優秀人才。五七年反右以後幾乎沒有留學生敢回國，而老一代歸國留學生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才從特務、間諜嫌疑的陰影中掙扎出來。

　　回憶百年留學歷史，還應該注意到一個問題，即中國社會嚴重重理輕文。大約一個世紀之內，儒家獨重詩文、鄙視「奇技淫巧」的傳統已經完全被矯枉過正地顛倒過來了。考大學、到國外留學，一般都挑選理工科專業，文科，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學生，往往是不得已的選擇。從社會的需要來看，的確不需要太多的社會科學人員，但是中國重理輕文還包含着另一方面的隱形信息，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科學人員的監控和懲戒更加嚴密和嚴酷。大概從反胡風和反右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中，都存在着一種「思想、政治是禁區，政治太危險」的下意識警覺。這是毛澤東恐怖統治的直接結果。歷經華國鋒、鄧小平直至今天江澤民統治時代，這種恐怖依然繼續存在，籠罩着每個中國人。至今中國人還是不能像西方民主國家民衆那樣，以談股市、談球賽、談烹飪的平常心來談論政治大事。哪怕留學海外，還要顧及回國的出路和可能的迫害，而不得不三緘其口、「莫談國事」。

　　橫看近百年世界歷史，人類固然是以Ｉ和Ｇ這兩個字母所代表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Ｇｅｎｔｅｃｈｎｉｃ，爲下一個千年準備了發展的物質基礎，然而也由韋伯、波普、托夫勒、福山、賽伊德這些人文學者的著作，抵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極端理論，使人類的思想走進全球化、人性化的廣闊天地。人類需要這些思想人文的探索絕不比對物質技術的需求稍少。而這些探索正需要多重文化的研究和薰陶，這樣的探索者和思想者，只能從接受多重文化背景的留學生羣體中脫穎而出。中國歷史上的留學生羣中產生過世界級的科學家，卻沒有產生過世界級的人文學者，難道不應該令我們俯首沉思嗎？魯迅先生當年棄醫從文的選擇難道不是一種至今仍充滿歷史蘊涵的抉擇嗎？

　　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簡單地要求更多的中國留學生改行棄理學文，而是提醒人們注意，留學生出國不僅僅是提着腦袋來裝技能。不論人文理工醫農，都要觀察社會人文環境，接受公民訓練，成爲民主社會的成員。愛因斯坦、沙哈洛夫和方勵之都是物理學家，卻始終站在關注人類社會命運的第一線。從根本上說，爲求船堅炮利而派遣留學生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片面和偏頗，一百多年前是這樣，新世紀開始的今天依然是這樣。派遣留學生的戰略意義，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實現民主化，而不僅是科學技術更新。中國的科技力量比之於百年以前，已經大大改觀，從核武器、宇宙飛船到遺傳技術都直追世界先進行列，可是言論和思想自由的程度，卻反而比五、六十年前倒退了許多。五七年反右陽謀等於是向國人宣告，共產黨人絕對地壟斷一切政治權力資源，任何其他政黨和社團不得問津。留學生都會看到，西方民主國家沒有欽定意識形態，沒有官方理論及其唯一解釋權。人民有思想和言論的權利。留學生中只有極少數將來會以政治爲職業，絕大多數留學生應該在從事自身專業的同時，堅持自己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堅持這一點就是爲中國的進步做了貢獻。

　　留學的經驗，不僅僅在於學習西方的科學和理論（日本的科技是間接的西方科技），也在於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中生活過，實踐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生活經驗比他們的文憑或資格，更加重要、可貴。五四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學並駕齊驅。共產黨現在刻意迴避民主的傳統，留學生報效祖國，就理當堅持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可是堅持在意識形態上抗拒官方教條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不免冒監禁和處決的危險。國際上所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共同簽署譴責中國人權狀況，只有中國血統的獲獎人沒有簽字。（他們如果簽字，中國政府絕對不敢對他們怎麼樣）。許多中國人留學、定居海外多年，猶不能義無反顧地認同民主、棄絕專制，由此可見一斑。當然五十年來像儲安平這種人並非絕無僅有，但是都在反右等運動中被迫害、甚至處死了，改革開放以後，犯顏直諫的知識分子逐漸增多，吳祖光、許良英，世紀交替的時刻又有了李慎之。這些留學前輩是當今留學生的榜樣。他們都有認同共產主義的經歷，又深受長期的精神、肉體折磨，終於覺醒而迸發出吶喊。現在的留學生一時還不能毅然徹悟，他們日後的醒覺還是可以期待的。

⊙　剪去思想上的辮子

　　容閎是中國最早的留美學者，一八四七年跟隨一名美國教師到美國上學，一八五四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國，曾經訪問過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向洪仁旰提出過政治建議；後來又爲洋務運動赴美國採購機器，並建議清朝政府選派幼童去美國留學。朝廷委任他擔任留美學生監督，安排留學生學業和食宿。他一心希望振興中華，富國強兵。學生們接觸了美國人民務實勤勞講求效率的美德，感到頭上的辮子是醜陋、愚昧的累贅，於是興起了剪除髮辮的風波。容閎作爲「使館教育處」的領導幹部，居然全力支持學生的剪辮行動。清朝官府雷霆震怒，斥責他和同學大逆不道，目無法統，背叛大清帝國，一併勒令召回中國。這一批留學生中，不少人後來都對中國文化科技作過重要貢獻，包括著名的中國現代工程師詹天佑。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已經推翻了清朝的帝制，頭上也早已沒有辮子，可是我們仍然沒有走出專制，人民不僅沒有站起來，反而連前五十年可以諷刺軍閥、抨擊執政者的權利都失去了，五十年來只能「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知識青年們爲求知識、求出路，爲擺脫思想的禁錮，想方設法出國，出國！

　　一部分留學生覺醒了。他們發現，我們後腦勺上的辮子是沒有了，可是我們的頭腦中被人蓄下了辮子。說什麼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實行民主，中國人不配享受與外國人同樣的人權。如果主張剪去這種思想上的辮子，就是「沒有愛國主義」，就是背叛民族主義，甚至被指責爲「漢奸走狗賣國賊」。

　　有形的辮子太難看、太累贅，容易令人自慚形穢。所以當年留學生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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