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人看来，采访赛事就是采访赛事，作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不过是在为比赛提供服务，他们可不想曝光在镜头之下。是以，中国记者在没有询问的前提下的拍摄显然侵犯了他们的私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贴出以上中文提示牌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而且，只贴中文提示牌，说明有此行为的还真就没有他国的记者，英国人以其特有的客气方式“教训”了中国记者。

想必此次前往伦敦采访奥运的基本是中国实力雄厚的中央级媒体，它们的记者在国外的“放肆”或许与其在中国的一贯采访作风有关。在中国，这些记者只要按照党的口径报导，是想采访哪里就采访哪里，想采访谁就采访谁，很少考虑被采访者是否愿意，是否侵犯了隐私权，等等。但是国外毕竟不是中国，看来中国记者还是要学习如何尊重采访对象，毕竟“只有尊重别人的情况下，自己才会得到尊重”。

不仅仅是中国记者要学会尊重，提高自身素质，所有的中国人大概也要认真反思为何每每出国时会遇到令人尴尬的中文提示牌。比如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有“请保持安静”，在德国许多地方有“不许随地吐痰”，在美国珍珠港有“垃圾桶在此”，在泰国的银白色海滩上有“此处不准掸垃圾”，在韩国首尔曾有“禁止偷窃”，在日本的一些景点也曾出现过“用完厕纸请丢进马桶里冲掉”，一些日本饭店的房间中有“本房间所有物品皆属饭店所有，请勿擅自取走！”等等中文提示牌。

虽然作为中国人的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提示牌都感到不舒服，但却必须承认，中国人的确有着喜欢大声说话、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冲厕所、上车不排队等毛病。在国内人皆如此的大环境下，每个人还不以为然，但一旦到了国外，这样为外国人视为陋习和不文明表现的举止行为就显得格外的扎眼，也就难怪外国人对屡教不改的中国人立此提示牌了。

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1994年，中国一个代表团去俄罗斯访问，谈到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很受欢迎，如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时要为买票加塞儿。因为俄语没有“加塞儿”这个词，翻译不知怎么翻，就将意思告诉了俄国人，并问怎么说。俄国人的回答是“流氓”这就是缺乏道德和修养的流氓行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中国人都感到万分羞愧。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堪？难道几千年的文明熏陶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素质？事实上，当欧洲人还在用手抓吃肉时，中国就已经拥有了高度的文明。且不说几千年前，就连三百年前的中国人在17世纪葡萄牙来华的传教士安文思的笔下也是相当的文明，对于长辈的尊重、对于父母的孝顺、对于兄弟的友爱和朋友的尊敬，都是那么令人赞叹。“文人……把稍不符合礼仪的举止行为都视为罪过。”民国时期的大儒辜鸿铭也曾写道：“（中国人）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华历史翻过的一页页也在证明，中国人拥有怎样高度的文明。在孔子提出儒家思想之前，是“大道盛行的时期”。孔子认为，在这一时期，“天下为公，选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不把财产视为私有，而把劳动视为美德，没有阴谋和盗贼。”随着人们所尊崇的“德”开始让位于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人离大道愈来愈远，人类的道德开始下滑，此时出现了老子的“道”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来自印度的佛家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规范着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的道德行为规范。

在1949年以前，尽管道德一直在不断的下滑，但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很多人还是敬天畏地、有信仰，遵循仁、义、礼、智、信以及由此延伸的做人准则。提倡君子之德，判断是非的标准还是圣人之道。

随着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中共窃取政权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悖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传承传统文化的不少精英也被摧残致死，粗俗、野蛮、暴力等成为“美”的、“好”的。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自然与西方的文明格格不入，被指示牌提示也是在所难免了。

看来，要想改变国人的素质，还是要恢复传统文化，前提当然是要抛弃将人变得不是人的党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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