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如此狰狞。当执法者面对“被死亡者”尚且温暖的遗体时，他们一定也感到了惊悚。只不过他们的惊悚不是惊悚于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而是惊悚于这条鲜活生命逝去后紧接而来的责任，惊悚于他们顶戴花翎的存与废。就这样，他们泯灭了对生命本体的敬畏，开动心机，绞尽脑汁，发明创造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最新死亡法”。对他们来说，常识尽可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卸责，把死亡的责任推到死者自身，好像死者不合时宜的死给他们造成了天大的麻烦。面对这样的思维和运作模式，还奢谈什么对生命的敬畏，对死亡的冷漠呢。

不过，当死亡变成娱乐事件时，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柄双刃剑。一面使民众麻木，死亡的刺激越来越小，聚焦死亡真相的同时，更会对最最新的死亡法若有所待，现实也不负所望，更新更雷人的死亡法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民众的想像力。另一面也会使民众警醒，警醒于死亡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可。毛时代的“按比例杀人”固然残暴，总使人悬一颗侥幸之心，觉得自己可以侥幸逃脱于“比例”之外；但今日之死亡法无远弗届，无从预测，没有可事先预知的“比例”，恰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恰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可资类比的是拆迁事件。起初，别人被拆迁的时候，人们都觉得于己无关，对被拆迁者的血泪只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却不知道拆迁的脚步正在慢慢朝自己逼近，隆隆的推土怪兽已经不远。只有当自己也遭逢到被强拆的命运的时刻，才蓦然惊觉：原来前一例被强拆的房屋，正是自己家园的屏障。屏障已去，家园何能长存？这个类比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最早时期的访民如一盘散沙，如今的访民却凝聚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单个访民的命运变成访民群体的共同命运，访民们开始为“他人”的命运呐喊。“他人”的血泪即自己的血泪，“他人”的命运即自己的命运；关注“他人”即关注自己，为“他人”助力即是为自己助力。这股力量渐次成为一股新生的群体力量，闪耀在麻木不仁的国民性之上，活跃于维权的典型案例之中，令人感动不已。

此一状况就是双刃剑使民众警醒的另一面：死亡的娱乐化使死亡揭去了神秘恐怖的面纱，死亡徘徊在每一个人的身边，使人麻木的同时又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双刃剑的这一面可以解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都是于己无关的普通人。尽管其中有“法不责众”的传统思维，但不能排除感同身受的压迫感所导致的义愤。这是一帖针对独裁和强权的解毒剂。

独裁者的掘墓人恰是独裁者自己，他们不舍昼夜地为自己掘墓，虽九死其犹未悔。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