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当时邓小平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四大上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更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不跟他这个没摸过枪的军委主席走。如今，一方面元老们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在军队中江泽民也逐步有了亲信，江泽民开始盘算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1﹒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镕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象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嫉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不敢得罪万里，只能自己生闷气。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印证了万里与赵系人马关系密切。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旧恨未去，又添新仇。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陈希同早已知道邓小平力主继续并深化改革。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这都让投靠陈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泽民十分不快。为了避免邓小平对江泽民不满的消息透过媒体泄露给民众，江泽民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遵循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不准擅自行动。

不料陈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在江泽民看来，陈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泽民对陈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以后，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邓随后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这些话当时在江泽民听来简直如五雷轰顶。

江泽民听得背后直冒冷汗，通过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的巡视时间。陈反驳说中办应该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江泽民受到顶撞后更是怒气冲天，气恨不已，从此更下定了倒陈的决心。

当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做为京官，陈希同的消息要比江泽民灵通得多，江泽民也知道陈与邓小平、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时每次见到陈希同，都笑得很谄媚。在当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江泽民还算是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对李鹏还很尊重，但在十四大倒杨成功后，江泽民的尾巴是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

陈希同是眼看着江泽民的这种变化的，也知道因为胡启立事件以及南巡事件，江泽民和他结下了梁子。根据陈希同的观察，江泽民绝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江在1986年上海学潮后对那些敢于挑战他的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之事，陈也颇有所闻。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陈希同希望趁着邓小平还活着，把江泽民拉下马。

于是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赵紫阳的接班人问题时，邓是想让李瑞环或者乔石上的，薄一波当时极力推荐江泽民。邓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换一茬总书记，否则在1992年南巡后就会动手，但是他把信交给薄一波，也是想让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个什么货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在高层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说明问题。1979年给薄一波平反出狱的是胡耀邦，当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使薄一波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的还是胡耀邦，但1987年1月15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主让胡耀邦下台。

薄一波看到陈希同这封检举信，不但不想继续往下追究江泽民的问题，相反还暗自高兴抓住了江的把柄，因为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权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挟江，为儿子薄熙来和亲信等加官晋爵。

于是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一言不发亲自把信递过去。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保住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薄熙来日后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2﹒扳倒陈希同

1994年年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邓小平权力的无保留移交使江泽民认为倒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缺一个机会。1995年初的举报事件，更让江感到必须立刻动手。

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在元老凋零之后，他们的子女会拉帮结派，或许对江的权力也是威胁。但这并不足为虑，因为这些太子党们忙着钻政策的空子发大财，只要祭起“反腐败”的大旗，太子党为了躲过公、检、法和中纪委的大刀，就不得不向江泽民表示效忠。

江泽民本来准备让江绵恒、江绵康两兄弟以及江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八杆子内打得着的亲戚们在十四大之后都进入中央部委或成为地方大员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基础。现在考虑到要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政敌，只好让他们先等一等。待到政敌清理完毕，“反腐”告一段落的时候，空出的一些位子正好让自己的亲戚拾遗补缺。

江打好如意算盘，就决定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先从北京的副市长下手。经过一番精密的盘算，江泽民把枪口对准了王宝森。

1995 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只能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据国安内部消息透露，这个人就是江泽民派的国安特工。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然而王宝森的死既然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着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而周北方被判刑，让邓小平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事，如果与江交恶，邓家的后代也可能会成为被江整肃的对象。陈希同见自己的举报信送上去几个月，江泽民竟然还在台上，说明邓小平无意换马。至此，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 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31日电）。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陈说他曾与江泽民合伙做生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非法转移国有资产涉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这也许只是陈可以透露给媒体的东西，隐藏的内幕只能等到陈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不过中共“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看看现在高高坐在台上的大贪贾庆林、黄菊、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劣迹斑斑。中共的腐败，早已深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

3﹒台海危机

1996年新年刚过，台海危机爆发。

3月23日，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大选。总统候选人除了有李登辉之外，还有无党籍人士陈履安和林洋港，以及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

江泽民对台湾的选举十分担心，害怕台湾民主选举的声浪会影响到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为了无限期拖后民主选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常常抛出“国情论”、“素质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选举”等谬论。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台湾的大选一旦成功，等于是用行动否定了中共有关大陆不能实行民主的托辞，这怎么能不让江泽民这个未经选举而窃据王位的独裁者忧心如焚？

江泽民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外界称之为“江八点”。可以说，“江八点”了无新意。当时两岸关系并不紧张，香港回归在即，江泽民当然希望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这样他的贡献就可以写入史书了。但江泽民在外交、治国方面是个平庸无能之辈，毫无制度创新能力，没有那个金刚钻，还想揽那个瓷器活，结果自然是糟蹋了名器，还差点闹出战争来。

自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之后，一直推行务实外交，比如1989年的新加坡“度假之旅”，在1994年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访问，都让江泽民对李登辉推动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意图深具戒心。江泽民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李登辉以私人身份于1995年5月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美国政府在国会两院的压力下批准了李登辉的旅行。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表达他的民主思想。如今，李登辉更进一步，准备在台湾举办第一次大选，在老军头们的鼓动下，江泽民决定还以颜色。

在军事演习的问题上，江泽民相当慎重。因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更别说战役、会战或决战的军委主席。对于军事指挥，江泽民完全外行，他最大的“建军思想”，恐怕就是“讲政治”，也就是让军队永远听他的指挥。面对军方的压力，江泽民需要指定一个人作为全权指挥，这个人必须是江的铁杆心腹，于是江想到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4﹒江泽民的军中代理人

张万年的提升非常有戏剧性。1992年当江泽民视察济南军区的时候，张万年还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他不失时机地向江泽民表忠心，高喊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言下之意，江泽民不但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中央军委的核心。

当时，江泽民党内地位还不稳，急需在军队中培养亲信。虽然江泽民与张爱萍关系密切，而且以张爱萍为首的三野军人不喜欢杨家将，但是他们未必就会喜欢江泽民，更何况江见到所谓“养父”的上级们只能以晚辈面目出现，无法颐指气使。只有真正能够听命于江泽民的军人，才能成为江在军中的代理人。

张的口号让江泽民大喜过望。回到北京后，江泽民马上把张万年调到了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993年又给了张万年一个上将军衔。张万年果然努力，当着江泽民的面，在总参大院中指挥全体机关干部高声合唱《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江泽民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就等于是说“枪杆子永远听江主席指挥”。

张万年的马屁路线一击奏效，后来人有样学样，也斩获颇丰。其中一个是于永波。于处处对江泽民拍马奉承，在1992年被江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93年，江泽民也册封于永波为上将。2001年初，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解放军高级将领，于永波在席间高呼“江主席万岁”，一时被传为笑谈。

另一个马屁专家是郭伯雄。1992年郭伯雄还是47军军长，少将军衔。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江到陕西视察，顺便去了47军。江中午饱餐后要睡个午觉，郭伯雄一看机会难得，赶紧把战士轰走，亲自在门外站岗。江泽民这一觉睡了两个钟头，郭伯雄在外面百无聊赖，但连厕所也不敢去，怕江随时醒来，就功亏一篑了。江睡醒后一推门，猛然看见一卫兵笔挺地立在门前，甚为满意，但也有些奇怪，这兵咋这么老啊？定睛一看，原来是47军少将军长郭伯雄！

江泽民到哪个军也没享受过军长站岗的待遇，对郭顿生好感。于是郭伯雄从47军军长，调到了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连升三级，当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也混了一副上将的肩章。

面对这样的军委主席，这样的马屁将军，李登辉自然不会把中共的军事威胁放在心上。

5﹒军事演习

中共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一次是1995年8月15-25日的东海飞弹试射，距离北台湾90哩。为了影响台湾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员选举，中共在 11月15-25日于东山岛举行海军与两栖军事演习。1996年初，中共已经将其他区域的兵力，移防部署于面对台湾的沿海区域。

中共的频繁演习和军事调动，使美国认为事态严重。2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奇（John Deutch）重提担心中共军事演习会导致“错误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

中共军方最初的部署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规模惊人。然而克林顿政府向中共传达了 “非常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见，称导弹演习是草率鲁莽的决定，并警告中共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同时，美方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

江泽民知道军方强硬派绝不会甘心放弃演习计划，但是江自己却不敢真的和美国搞僵。他更害怕冲突一起，军方乘机坐大，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到时候就成了空头主席了。

江泽民于是抬出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并提出三点主张：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被当时台湾策反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报告给李登辉。李登辉为稳定岛内民心，公开称“共军打的都是空包弹，天一下雨就点不着了”。后来到1998年两名台湾军情局官员叛逃北京，所抖出来的情报导致1999年刘连昆东窗事发被逮捕和处决。

6﹒江泽民做秀

1995年底，江泽民在视察北京的时候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远远没有象另外一件事那样，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这件事情，就是江泽民梳头。

江泽民在1996年6月下旬去西班牙访问。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令卡洛斯吃惊的是，江泽民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晚上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右侧，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它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很快，全球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许多海外华侨看后顿觉炎黄子孙颜面尽失。

卡洛斯显然很不习惯江泽民这种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的动作，奇怪的是外交部礼宾司却从来没有对江的这种恶心表演提出过异议。

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梳头有许多次记录。1993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梳头。法新社曾把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面对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又一次从西装内侧口袋中拿起梳子梳头。

江泽民被人称为“戏子”，他每次出访几乎都是一场场的文艺演出，而不是外交会谈。1996年，江泽民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当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游艇上宴请江泽民。江泽民想起了他刚刚见过的参议员阿罗约（阿罗约后来在2001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被其国民称为 “美女总统”），意犹未尽，拿起麦克风高歌了一曲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

江泽民的“做秀”热情常常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可以不分时间场合地吟诗赋词、引吭高歌、卖弄英语。2000年江泽民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会见华侨时，当一位华侨问中国西部开发计划时，江泽民突然从口中冒出两句唐诗，他对华侨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另一位华侨问他是否退休时，他则高声吟诗“我欲乘风归去”。江泽民在访美时，还莫名其妙地在克林顿总统前用英文背诵林肯的一段演说词。1999年江泽民去法国之前先到英国访问。他说：这里空气很好，到处都是natural gas。他大概想说空气很自然，但用的词却是“天然气”，而“natural gas”在英文俚语中是“放屁”的意思。第二天就有中文报纸撰文取笑他。其实早在任上海市长期间，江就出过这样的洋相。有一次陪同外宾去公园游览，江想向外宾显示上海很开放，年轻人敢在公园里公开谈恋爱了，就用手指着说，他们在“make love”（意指做爱），让在场的外国人听了目瞪口呆。

1999 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法国参观一座博物馆时，一时兴起，乘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备，拉起希拉克夫人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华尔兹舞来。希拉克正在诧异时，江泽民又拉着贝娜黛特的手仰头大笑。这件事让希拉克非常不悦，认为是给自己难堪。而法国民众更义愤填膺，认为是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侮辱。

2000年4月19日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授国家勋章。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场合，按正常礼仪应该由主人给江戴上勋章。不料江泽民却抢先一步，拿起勋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场宾主目瞪口呆。

2002 年2月2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江泽民当着在场百余名嘉宾高歌一曲“我的太阳”，美国总统布什马上鼓掌，并接着半开玩笑地请国务卿鲍尔唱一首小夜曲，鲍尔礼貌地微笑拒绝。晚宴中，江泽民又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跳舞，跳完之后仍未尽兴的江又先后拉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2002年，江泽民去冰岛的时候，更是出了个巨大的洋相。在国宴上吃着半截饭，江泽民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王冶坪当时的面部表情十分尴尬，整个情景被冰岛最大的日报以大幅彩色照片详细报道。

一个国家主席出访外国是有外交礼仪和尊严的。这个尊严不是属于其个人的，而是属于国家的。如果江泽民不在国家主席之位，那么他如何去取悦于外国元首，人们都不会在意的，因为这时他不过是外国元首的座前弄臣而已。但是当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出访时，那么其不顾外交礼仪地做秀就不仅是其个人出丑，也令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丧失了尊严。

7﹒法轮功的飞速发展

在1995年到1996年，民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呈指数型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修炼者就增加到两千万人以上，而且继续增长的势头仍十分迅猛。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的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家庭，曾经参过军，1982年转业到长春市的一家粮油公司工作。李先生从童年起即修炼佛家独传大法，1984年开始把独修单传的大法改编为适合普及的气功，叫做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开始在长春公开传功讲法。

李先生在粮油公司工作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那时候他和家人住在单位的宿舍楼里，条件也十分简陋。据去过李先生家里的学员讲，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楼道里也没有灯。在刚刚开始传法的时候，李先生带着几个弟子，条件非常艰苦。在他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拥挤的北京火车站度过了抵京后最初的几个夜晚，在那里吃东西并夜宿在长凳上。

从1992年到1994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在全国共开设了54次讲法传功的学习班，每次大约八到十天。这样他为了赶去办班而奔波于中国多个城市之间，常常连火车硬座都坐不上，累了，只能席地而坐；饿了，方便面充饥；困了，就倚靠在座椅边或者车厢壁打个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功中受益，李先生办班的收费标准当时在全国是最低的，一个10天的气功学习班，仅收费40元，只相当其他气功师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收费太低，与其他气功师办班的收费标准反差很大，很多气功师对此都有意见。为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曾多次要求李先生提高学费，但李先生为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始终没有答应。

李洪志先生1992年传功讲法的时候，中国气功师多如牛毛，真伪俱在，鱼龙混杂。虽有许多人从太极拳、五禽戏等传统功法中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上了假气功师的当、花了冤枉钱却治不好病的也不在少数。法轮功一开始就从千百门气功功法中脱颖而出，这与此功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是分不开的。

1992年9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同年12月，李先生率领弟子出席了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李先生的名字和法轮功不胫而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和总顾问姜学贵教授对李先生的功力和法轮功的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姜教授说：“李洪志先生可以说是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一颗明星。我看到李老师为这次博览创造了很多奇迹：看到那些拄着拐棍，乘着轮椅和各种行动不便的病人，经李老师的调治，就能奇迹般地站立行走了。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人无计其数，很多人从疑难绝症中康复。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被尊称为李大师，在北京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一个人从沉疴顽疾、甚至绝症中痊愈，必然会带动他的亲朋好友都来炼功，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是极其迅速的。

法轮功真正对人的改变还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而是以“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如何做好人，全面净化心灵，并向更高层次迈进。随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开始日益普及和深入，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们，格外感到法轮功的珍贵。法轮功在社会上广传，对各阶层修炼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包括身体方面，也包括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从1999年镇压前的媒体报道也可见一斑。

《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

《大连晚报》1998年2月21日报导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员袁红存。2月14日下午，袁红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被称为“活着的罗盛教”，学院为他荣记二等功。当时袁红存已经修炼法轮功2年。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该文介绍一个叫谢秀芬的人，曾被北京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

《羊城晚报》1998年11月10日登载一则摄影报道，题目是《老少皆练法轮功》。报道中说，8日早上，广东省体委武术协会有关领导到广州烈士陵园等处，观看了5000法轮功爱好者的大型晨练活动。体委的同志现场询问了几位法轮功的受益者，他们的修炼故事非常感人。其中有一位“原患高位瘫痪，全身70%部位麻木失灵，大小便失禁”，现见她“红光满面，练功的动作灵活自如”，该报道配发了93岁老人和2岁小孩练法轮功的照片，并介绍说，目前广东有近25万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强调传功不收费，义务教功。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时，声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其实江泽民早在 1993年就听说了法轮功的神奇，特别是中共退休的高官们都特别注意保养身体，开始炼法轮功的人也相当多。王冶坪早就在炼法轮功了，而且江泽民本人还看过《转法轮》。不过江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治病。江泽民想通过享誉京城的李大师了解自己的前世，预测自己的政治前途，看看谁对自己忠心，谁是自己的政敌，仕途上是否还有大难，用何种办法可以保住权位等等。

1993年夏，江两次派人找到李洪志先生商谈，要求见面。李洪志先生明白其心思，回复道：治病可以，不谈政治。来人习惯于别人迎合自己，一听李洪志先生的答复，感到又惊又失望：惊的是这位李大师到底是不一般，把江泽民的心思都看穿了；失望的是李大师与以往其他气功师的攀附反应完全不同，自己不一定能捞着什么好处，因此对李洪志先生与江泽民的会面采取消极态度。

拖了些日子，外界对李大师的好评又勾起了江想见面的欲望。这次双方在两星期前就约定好了时间，但最后一刻那人觉得自己没得到实惠，又担心江泽民提出的问题李先生不回答，闹出尴尬来，于是跑到江面前编造了好些见面不如不见的理由，江在前一天临时取消了会见。

1995年，李先生结束了在国内传功讲法。是年初李先生赴巴黎传法，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使馆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会面，并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使馆文化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随后李先生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法轮功由此开始弘传世界各地。

而在中国，自1996年1月起，《转法轮》一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并一直处于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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