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里，王俊才嘴里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变命运”，他坦言，不择手段地弄钱，就是为了用积累的财富将来替儿子买官做。

专偷官员的王俊才的惊人言论，也成为当今中国官场最真实的写照，下面就是他的部份言论。

“我的这些文物，大多来自官员家中。我感觉这些人家中才有好东西，现在送礼都不送钱，都是送这些的。高官家和老板家的区别很明显，有钱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文物比较少。煤老板家里感觉比当官的家中差多了。阳泉那个煤老板家里，只有两个纪念币册。”

下面的几段，可以说是比较专业的盗窃官员的“盗窃指南”：

“省级领导我不敢去偷，最好是市级领导。我每到一个地方，要先挑地段。当官的都选择路好的地方。

每次进去以后，肯定先进书房，文物、字画大多在这里，快速地挑最贵重的拿几件，然后才到床底下、柜子里看看，有没有现金、金银首饰，没有就撤。各个地方比较，还是北京的官员家里文物最丰富，上海其次，太原比河北更差。我进去过的这些人家，10个人的家里，有8个人的家里放着保险柜。

最佳时间，是在天黑刚亮灯的时候。夏天在晚上七八点，冬天是晚上五六点，因为当官的应酬多嘛，在这个时间段，走进小区，看到那家灯不亮，说明主人当天有应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一般我不上5楼作案。卖楼的说得非常对，“金三银四”，这两层住的肯定都是最有钱的。更高层的，既不安全，也不会比三层、四层家里更富裕。

面临开发的地方，当官的肯定有钱，因为开发商都想拚命揽下工程，虽然现在都实行招投标，但实际上都得拿钱顶。”

如果说 “盗亦有道”的话，两亿大盗王俊才可以说是还是有些盗窃原则的：“我喜欢盗窃官员，也是因为他是受贿来的，偷了以后，肯定不会报案。我从不偷穷人，文物贩子的家我也从来不去。他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点收藏。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可怜穷人，也怕他们报案。人家是辛苦得来的东西，不像那些当官的，心里有鬼就不报案了。”

令人吃惊的是大盗王俊才盗窃的目的和理想：“文物我一件也舍不得卖，我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我想让儿子当官。我不想我的下一代走我的路，为了生活又偷又盗，也不想他做个普通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我将来要给儿子一个好的环境，供他上学，供他走进政府部门。

我要将所有文物留给儿子，就是希望我儿子也能成为一名高官。如果有钱，想当官有什么当不了的？拿钱买呗。我会为儿子准备1000万元，从现在看，我儿子至少有60%的机会能成为官员。如果没有钱，就靠他的实力，他哪能当了官？现在有好多大学生，有了学历还不是靠边站。”

下面这段话简直就是对近日流行的“我爸是李刚”的准确诠释：“这就是一个关系网的社会。要想改变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就要进这个关系网，走进政府部门。如果你是穷人的话，这辈子想当官、升官发财都不可能。但你当官的话，儿子那一代的命运就会改变，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都会改变。老子不干了，儿子扶上去，儿子不干了，孙子又扶上去。”

王俊才还说：“我不想从儿子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只希望他能当一个好官，把这个社会改变了，不管他是市长还是县长，最起码他能公道。我儿子能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就没有白为他付出。”

但是，王俊才的付出注定白费，他的“壮志”注定难酬，答案其实在他前边的言论中已经给出，在这样一个腐烂透顶的官场和体制中，当一个个体逐渐一步步成为这个腐烂体中的一员、一个细胞时，注定会被其侵蚀同化，变成一个脓包，而成为贪官中的一员。否则，将无法在中共这个官场环境中生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同时受到上级及黑社会威胁，六年里穿着避弹衣上班，被誉为“防弹衣书记”、“反腐斗士”，但最后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由此可以联想到在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人的理想和做法，和王俊才的“壮志”相似。中共体制内原本有一些希望为中国社会做一些有益事情的人，希望在中共的体制内通过个人奋斗努力掌握权力和获得高位后，可以为百姓做些事情。但是，大部份人到最后都失败了，经过中共官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地残酷过程，逐渐失去了自我迷失了方向，被中共官场的腐烂丑恶同化，在不知不觉和无可奈何中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帮助这个体制欺压迫害民众。其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现行体制和民众利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共官权阶层以攫取压榨中国民众创造的财富为生，其和中国民众的关系只有四个字：你死我活。

两亿大盗王俊才说：“我承认我的钱来得不正当，但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人一个生存方式，一人一个奋斗目标。要是我当官，我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吗？坐在家中就有人送呢。”这话虽然说的是强盗的歪理，但也确实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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