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裏，王俊才嘴裏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改變命運」，他坦言，不擇手段地弄錢，就是爲了用積累的財富將來替兒子買官做。

專偷官員的王俊才的驚人言論，也成爲當今中國官場最真實的寫照，下面就是他的部份言論。

「我的這些文物，大多來自官員家中。我感覺這些人家中才有好東西，現在送禮都不送錢，都是送這些的。高官家和老闆家的區別很明顯，有錢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文物比較少。煤老闆家裏感覺比當官的家中差多了。陽泉那個煤老闆家裏，只有兩個紀念幣冊。」

下面的幾段，可以說是比較專業的盜竊官員的「盜竊指南」：

“省級領導我不敢去偷，最好是市級領導。我每到一個地方，要先挑地段。當官的都選擇路好的地方。

每次進去以後，肯定先進書房，文物、字畫大多在這裏，快速地挑最貴重的拿幾件，然後才到床底下、櫃子裏看看，有沒有現金、金銀首飾，沒有就撤。各個地方比較，還是北京的官員家裏文物最豐富，上海其次，太原比河北更差。我進去過的這些人家，10個人的家裏，有8個人的家裏放着保險櫃。

最佳時間，是在天黑剛亮燈的時候。夏天在晚上七八點，冬天是晚上五六點，因爲當官的應酬多嘛，在這個時間段，走進小區，看到那家燈不亮，說明主人當天有應酬，一時半會兒回不來。一般我不上5樓作案。賣樓的說得非常對，「金三銀四」，這兩層住的肯定都是最有錢的。更高層的，既不安全，也不會比三層、四層家裏更富裕。

面臨開發的地方，當官的肯定有錢，因爲開發商都想拚命攬下工程，雖然現在都實行招投標，但實際上都得拿錢頂。”

如果說 「盜亦有道」的話，兩億大盜王俊才可以說是還是有些盜竊原則的：「我喜歡盜竊官員，也是因爲他是受賄來的，偷了以後，肯定不會報案。我從不偷窮人，文物販子的家我也從來不去。他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點收藏。當然我也不是完全可憐窮人，也怕他們報案。人家是辛苦得來的東西，不像那些當官的，心裏有鬼就不報案了。」

令人吃驚的是大盜王俊才盜竊的目的和理想：「文物我一件也捨不得賣，我全部留給我的兒子，我想讓兒子當官。我不想我的下一代走我的路，爲了生活又偷又盜，也不想他做個普通老百姓，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做。我將來要給兒子一個好的環境，供他上學，供他走進政府部門。

我要將所有文物留給兒子，就是希望我兒子也能成爲一名高官。如果有錢，想當官有什麼當不了的？拿錢買唄。我會爲兒子準備1000萬元，從現在看，我兒子至少有60%的機會能成爲官員。如果沒有錢，就靠他的實力，他哪能當了官？現在有好多大學生，有了學歷還不是靠邊站。」

下面這段話簡直就是對近日流行的「我爸是李剛」的準確詮釋：「這就是一個關係網的社會。要想改變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運，就要進這個關係網，走進政府部門。如果你是窮人的話，這輩子想當官、升官發財都不可能。但你當官的話，兒子那一代的命運就會改變，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運都會改變。老子不幹了，兒子扶上去，兒子不幹了，孫子又扶上去。」

王俊才還說：「我不想從兒子身上得到任何回報，只希望他能當一個好官，把這個社會改變了，不管他是市長還是縣長，最起碼他能公道。我兒子能爲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就沒有白爲他付出。」

但是，王俊才的付出註定白費，他的「壯志」註定難酬，答案其實在他前邊的言論中已經給出，在這樣一個腐爛透頂的官場和體制中，當一個個體逐漸一步步成爲這個腐爛體中的一員、一個細胞時，註定會被其侵蝕同化，變成一個膿包，而成爲貪官中的一員。否則，將無法在中共這個官場環境中生存。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原福建省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因反腐同時受到上級及黑社會威脅，六年裏穿着避彈衣上班，被譽爲「防彈衣書記」、「反腐鬥士」，但最後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由此可以聯想到在中共體制內的一些人的理想和做法，和王俊才的「壯志」相似。中共體制內原本有一些希望爲中國社會做一些有益事情的人，希望在中共的體制內通過個人奮鬥努力掌握權力和獲得高位後，可以爲百姓做些事情。但是，大部份人到最後都失敗了，經過中共官場爭權奪利、爾虞我詐地殘酷過程，逐漸失去了自我迷失了方向，被中共官場的腐爛醜惡同化，在不知不覺和無可奈何中成爲了其中的一員，而幫助這個體制欺壓迫害民衆。其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現行體制和民衆利益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中共官權階層以攫取壓榨中國民衆創造的財富爲生，其和中國民衆的關係只有四個字：你死我活。

兩億大盜王俊才說：「我承認我的錢來得不正當，但這是一種生存方式。一人一個生存方式，一人一個奮鬥目標。要是我當官，我還用得着去偷去搶嗎？坐在家中就有人送呢。」這話雖然說的是強盜的歪理，但也確實是大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