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越扑灭越旺盛的火

中国民众与中共当局暴力冲突事件，在最近这十年来呈现爆炸性的成长，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民众为什么对中共官方尤其是公安系统有一把越扑灭越旺盛的火？因为这十年来中共公安滥权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是公安系统为何在近十年间扩权坐大，终于成为一巨大的怪兽？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同时，给予公安系统逾越法律的生杀大权，可以恣意掠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与财产，还能向上级邀功得奖金。公安系统的胃口被喂大了。

从1999年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共政法委系统使劲严控公检法系统。公安系统排在检察院与法院之前，完全与民主社会倒着走。为了控制司法系统，中共安插了没有学过一天法律的公安人马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中共政法委书记都由当地公安局长兼任，在党务职级上高于法院和检察院，使司法系统形同虚设，成为中共政法委与公安局的橡皮图章。

失效的司法制度 引爆冲突

于是公检法系统形成，公安成为黑领阶级的领队者。这些公安不只是法盲，根本就是破坏法制的急先锋。所以中国民众在找不到出路，忍无可忍之时，首先冲撞攻击的对象就是警车与公安机构。

中共最大的恐惧就是丧失政权。面对中国民众的怒火，中共不去惩戒失职、疏通民怨，而是加大镇压与迫害的力度，企图把民怨强压下去。但事实证明，越多的暴力只引来更多的民怨。

笔者始终相信，恶性循环的结果，中共就像一座围城，四个城门终究有一个要成为首先被攻陷的破口，就像一根被用力绷紧的橡皮筋必然要断裂，只是不知道这个断点将发生在哪里。

那个断点不一定是中共最脆弱的地方，或者是中共最泯灭人性的地方。但这个开口一但被打开，围城再也守不住，中共势将走入历史。

一波高过一波的冲击 缺口已经出现

07年2月四川大竹事件一位16岁少女被当地三名官员强暴致死，但中共公安却说少女是“喝酒致死”，之后又栽赃给无辜的第三人。最后居民与农民群起抗争。在数小时之内有5、6万人参与这项群体事件。愤怒的群众随即以一把火烧掉了案发的宾馆。

08年6月，同样的官逼民反事件又再度于贵州瓮安县发生。一样是少女被奸杀，但公安说是“跳水自杀”。贵州瓮安县逾万民众要向公安讨公道，公安使出武力镇压，但压不住上万民众的怒火，最后公安局、警车、县府都在火光中烧毁。

大竹与瓮安事件都不是那个断点，但已经把那条橡皮筋绷得更紧。大竹案民众的愤怒被转向了宾馆，瓮安事件民众直面公安局，不再被替罪羊转移焦点。

09年5月，湖北邓玉娇杀淫官的案子，中共倾全力保淫官，枉顾事证将邓玉娇定性为故意杀人。此案不只让中国民众生气，连中共的媒体也生气了，生气的对象正是中共。不只媒体抗拒中共中央消音的要求，还反过来要求中共当局自律（5月25日中共英文喉舌《中国日报》），中国民众已经认准了罪魁祸首。

所以，邓玉娇事件会是那个断点吗？如果中共当机立断把淫官办了，把邓玉娇放了。那么这件事或许可以快速落幕，可是中共却不这么做。

巴东围城 亦是中共围城

由于中共企图颠倒黑白，于是关切真相的记者与民众自发的前往案件地点巴东野三关镇。但巴东野三关的政法系统如何因应？除了勒令商店关门、将旅馆断水断电、阻扰车辆进出、断绝外地人员食物、殴打抢夺记者财物、公开跟踪并恐吓攻击这些自愿者，“劝离”记者与网民。这不只是巴东野三关地方政府的决定。

巴东地区已经调入3000武警，宜昌至巴东航线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首次被切断。当地机场、码头、商店、旅店、网络全部关闭。陆路交通水路交通全部切断，宜昌至巴东快艇不许在巴东港靠岸。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做得到的。

中共在紧张什么？它明白情况紧急，围城之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共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什么？5月28日殴打《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男记者卫毅的野三关镇政府邓贵大同事们，把中共内心的恐惧叫嚣出来：“我们身后有七千万共产党员在支持”，“共产党还没有倒！你们有种就去北京游行，六月四日就去天安门闹”，“这女人（指邓玉娇）不判死刑，老子们也要整死她”……

中共最清楚在退党大潮下，围城里还有没有“七千万共产党员”；何况围城外是数不清的愤怒群众。当邓贵大的同事们叫嚣着“共产党还没有倒！”内心其实明白这个组织已经摇摇欲坠。所以他要抡起拳头，要逾越法律，要把每个人都视为反动阶级敌人。有野三关这种愚昧的“党员同志们”，中共还需要敌人吗？

邓玉娇案会不会成为围城的开口？原本这只是一个单纯至极的刑案，交给法院依法审理就好。但中共政法系统只有整死别人的份，哪有接受审理的空间？于是明明只要丢出几个地方淫官就能平熄的民愤，变成撞击中共政权城门的巨木。

满清王朝覆灭于1911年湖北武昌的一声枪响。2009年湖北巴东会是导致中共覆灭的源头吗？湖北会再次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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