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中共和希腊王国建交，首任大使周伯萍于1973年3月到任。5月7日中午，周大使外出归来，在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后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现衹剩下10多分钟。周伯萍一听，未及细问，就赶快扔下饭碗乘车出门。
这就铸下了第一错。因为翻译匆忙中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刚学英文，看到有一张捷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也没有看日期是次日，就告诉翻译说是当天在科威特大使馆。
第二错是周伯萍自己没有按照常规亲自将请帖过目，并问司机和翻译是否认识路，而实际上谁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何处。当他们出了中共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就这样进了以色列大使馆。
第三错是周大使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祝贺国庆，还为迟到抱歉，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第四错是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共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非常意外，便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变，他问的是“这里”，而翻译翻成“雅典”，周大使一听就觉得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吃了一记闷棍，满脸不知所措，周大使抛下他扬长而去。
如果他细心一点，再和那个记者交谈几句就有可能发现错误，当场解释这是误入，抽身退出，这样还有可能对错误作些补救。但一错再错之后的周大使却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将要离去的大使寒喧，临走时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表示祝贺。
周大使对自己的荒唐大错毫无知觉，他并不知道纽约时报当天已经就中共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导，而除了对国际舆论反应迟钝的中共外交官之外人人都已经知道。第二天，他前往捷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在会上衹觉得外交官们看着他的神态都有些古怪。和中共友好的罗马尼亚大使把他的翻译拉过去很神秘地说话，翻译听后如雷轰顶，当周大使询问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下大错了！”
得知自己犯下如此大错，周大使自然如热锅上的蚂蚁，尤其是当他知道国际上所谓“反华势力”已经就此事大做文章，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盟友巴解组织和很多中东反以色列国家将会对中共产生疑惑时。他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因此事直接间接牵涉很多人，中共大使馆人心惶惶，翻译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写血书检查，馆内派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
周大使几天后就回国，在机场上外交部迎接人员告诉他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他要倒大霉。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恼怒，是因为中共外交在受到文革破坏多年后，刚在他主持下有所起色，却来了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大笑话。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大使并没有倒大霉。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批示救了他。毛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大使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毛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周马上态度大变，立即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的批示重新估计这次错误的性质，对周大使要鼓励，对外通报中的原来严厉的措辞也要改正。周恩来后来还特意当面对周伯萍说这件事是主席亲自处理的，能这样结束他很高兴云云。周大使此后不但没有倒大霉，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毛此时正准备发动批周运动，所以他强力介入“雅典事件”的善后，否定周的处理。“雅典事件”后衹过了一个多月，毛就对由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作出严厉批评，说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一时外交部成为众矢之的，周恩来和手下的外交官僚们忙于检查，和“出修正主义”相比，误入以色列大使馆的“雅典事件”当然就算不了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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