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1．相互叫「同志」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彙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
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爲「黨」充電

3. 中共用黨話重組中國人的生活

1）習焉不察的黨話
2）黨話強制建構的政治體制
3）黨話強制建構的精神生活
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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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語言是人類用以儲存記憶、交換信息、傳遞經驗、教化後代的工具。作爲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着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係、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

據《易．系詞下》記載：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他抬頭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俯身觀察地上山川河流等變化規律，觀察鳥獸皮毛文采與地上適宜生長的植物，近則取法於人身，遠則取法於各物象，於是開始創作八卦，用來與神明的德性相貫通，用來表徵萬事萬物的情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段話雖然是講八卦的起源，但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移用來概括中國語言的起源。先民們把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形象提取出來，製成半抽像半具體的符號，用來表徵天地萬物，並且與神明溝通——這就是漢語的來源。漢語的起源決定了其音、形、義都和自然有着全方位的對應關係，語言成爲溝通天、地、人三者的橋樑。

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由於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活動都以語言爲中介，因此可以說，一個文化的形態就是該民族語言的形態。在一定意義上，創造文化，就是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毀滅文化，就是毀滅承載這種文化的語言。

古人云，言爲心聲，文以載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存世的典籍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先民的語言風貌和精神風貌。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闢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個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語言，一個自愛的民族必然愛護自己的語言，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語言。

可是，由於近代中國在文明進程中遭遇種種內憂外患和屈辱，一次次軍事和外交的挫敗使很多人漸漸喪失了對古國文明的自信，也喪失了對中國語言的自信。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廢除漢字、線裝書扔茅廁……知識份子提出一個比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危機意識深重的民衆不暇深思，一些方案於是在社會上贏得了相當程度的贊同，漢語的純正性開始被緩慢侵蝕。雖然如此，這些局部的對語言文字的摧殘和變異，由於沒有政權的大規模介入，並沒有對語言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視正統中華文化爲其專制統治的最大障礙。面對人口衆多的中華古國，中共無法完全撇開傳統另搞一套，因此它選擇了借體寄生、從內部毀滅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對漢語的態度也不是連根拔起，而是繼承表面形式，輸入黨文化內容，使黨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語言的肌體上。這種做法，對於中共來說，可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傳部門、文化部門、教育部門，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藝團體，沒完沒了的會議、堆積如山的文件、不間斷的狂暴政治運動，創造了數量巨大的黨文化新詞和特殊的表達方式，再用字典、詞典、各種工具書、教材、語言規劃部門的文件把它們固定下來。簡化字的頒行使年輕一代無法閱讀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黨魁創造了新的語言規範和美學標準，大、中、小學一以貫之的黨文化教育使學生們把邪惡僵化醜陋虛僞的黨話當成理所當然。時至今日，同志、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彙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黨八股詞充斥在文件、報刊、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裏，鋪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營造的語言空間中卻冥然不覺，以爲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民族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以爲天下所有正常人都這麼說話。離開了黨八股，人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話了。

中共盜用國家政權對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深刻傷害，可以說前無古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被黨文化嚴重污染的語言，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反思中共、反思黨文化、構思民族未來的能力。很多人都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們用中共製造的語言批判中共，憤怒聲討中共的文章仍然稱中共建政爲「解放」，有人在「退黨聲明」中仍然說「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讓人簡直難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棄中共，還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權搖搖欲墜、人民亟待迴歸正常人類文化的今天，認清附着在民族語言上的黨話，清除黨話，已經成爲刻不容緩的任務。

1．相互叫「同志」

中國人最熟悉的黨話要算「同志」了：張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長同志，領導同志，司機同志，局長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視作品中的經典臺詞和生活中的習慣用語：「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們，衝啊！」，「一條戰線的革命同志」，「同一個戰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學習」，「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們辛苦了」……「同志」一詞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都不覺得它是共產黨的詞了。

有人從中國古籍中或者成語中找到幾絲「同志」的蹤跡，但應該說被共產黨流行起來的「同志」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外來詞。考證起來，「同志」來源於英文單詞comrade，常見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後來引入中國，作爲對於志同道合（特別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稱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皇帝在籌劃「戊戌變法」的時候，就對變法派的大臣採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在同盟會以及以之爲基礎而創立的國民黨內，「同志」一詞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但是「同志」在國民黨內使用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普通名詞而非稱謂用詞。在使用稱謂時，依然採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張先生是我們忠實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爲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爲黨員，成爲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涵義。1923年以後，在中共內部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也多了起來。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中共頭目在1959年還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其黨內一律稱「同志」。實際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擴大了，使得這一稱呼並非僅僅在黨內使用，而是成爲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了，並習慣將這一稱呼放在對方姓名之後，甚至放在職稱之後，成爲一種最經常使用的稱謂。例如：「張同志是忠實可靠的」，「部長同志」，「工人同志」，「婦女同志」等等。

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後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地以爲，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爲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後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麼時候中共幹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中國自古對於稱謂是很有講究的。《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向孔子問爲政之道，孔子說：「君要象君的樣子，臣要象臣的樣子，父要象父的樣子，子要象子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子路》記載，子路一次問孔子：「如果衛君有意讓您來主政（衛君待子而爲政），您將從何處下手呢？」孔子說：「那一定要從『正名』開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說起來便不順；說起來不順，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那麼刑罰也不能中肯；刑罰不中肯，民衆將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傳統觀念中，制訂並使用恰當的命名是「爲政」（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出發點。恰當的稱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把人置於一個自然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使人的行爲有所依據。

語言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語言也能創造出物質現實。中共就是這樣在廢除傳統社會以天然倫理爲基礎的稱謂系統的同時，廢除了傳統宗法制度，把社會中原本定位有序的個人變成了無序無位的幫派教派成員。

把豐富的稱謂簡單化爲「同志」，其實是共產黨鬥爭哲學的需要。「同志」一詞也確實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國家成爲主流稱謂。這一稱謂在社會學上的特徵爲：（1）個體獨立性差；（2）羣體封閉性強；（3）社會包容性差；（4）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裏，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就是另類，就成爲「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中共發行的毛選開篇即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共樹立的幾大「民主黨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親密朋友」，中共也都稱他們爲「同志」。「對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象嚴冬般冷酷。」 「同志」這個稱謂所具有的肅殺政治氣味，人們也早已習以爲常。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爲敵人是什麼樣的情形。在上個世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於「地主」、「富農」或「資本家」家庭）或有點兒歷史問題什麼的，長期蔑視你的人稱呼你一聲「同志」，你能激動得渾身發抖。

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面臨着失去「同志」資格的危險。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爲對方僅僅是犯了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失敗的一方通常還可以保留黨籍，並且儘管很少再有機會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例如訃告），官方文件依然會稱他們爲「同志」。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爲對方的性質比犯錯誤更嚴重，失敗的一方通常會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今後的官方文件也不會再稱之爲「同志」了。同樣，在共產黨的國際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這一稱呼，也反映了兩國是否還屬於同一陣營。

典型的「同志」既無個體意識，也無社會公民意識，承擔不了正常社會中公民應負擔的責任，剩下的僅僅是對上級幫派組織中共的服從。衆多「同志」不能構成正常意義的社會，僅能構成團體和宗教。這個團體採用控制的方式攏住人心，並執掌國家政權，把社會變成邪教式的封閉體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在中共歷史上，衆人在擠進「同志」行列的同時，不惜把他人打成敵人，以至人人爲敵。

這個稱謂通過千百萬次的「稱呼－應答」的實踐，具有強烈的暗示誘導作用，使人們加深對中共集團的認同感。《九評共產黨》揭示出中共是一個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稱呼就是這個邪教團體對其信徒的召喚和控制。每次你對「同志」的稱呼做出無所謂的應答，就是承認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強了邪靈控制你的那個無形的紐帶。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在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正式會議和文件中，人們依然會按照以往的方式來使用「同志」這一稱謂，但在社會上的使用面開始縮減，一般人在正式場合相互稱呼不再使用這一政治意義非常濃厚的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顯人情味的「師傅」等等。不過，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着」，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乾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於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上面列舉的「同志」只是習慣了的黨話的一個例子。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大多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造就的語言環境裏，對黨話習以爲常、見怪不怪了，根本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不自然的。換句話說，人們還以爲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這麼說話的。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黨話是共產黨爲了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刻意製造並推廣的，因此在非共產黨的政治體制裏，並沒有使用黨話的需要；共產黨到來之前的中國人也從來不是這麼說話的。中共經過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和封閉灌輸，不光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爲習慣，也強烈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系統。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人們講話的語言中，相當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過或是中共造出來的語言，而且是張口即來。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些典型的黨八股詞。需要強調的是，黨話中的詞彙、語句並不一定都是共產黨造出來的，或者是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所特有的。凡是在黨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義，並服務於共產黨統治的詞句，都可以歸爲黨話。比如「團結」一詞通常表示不同的個體爲了共同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其他語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詞。但在黨文化的鬥爭哲學中，「團結」被加入了特定的含義。被宣佈爲「團結」的對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屬於中共定義的「自己人」，但又不屬於敵對的一方，比如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黨文化中常用的「團結大多數」隱含的意思是，「極少數鬃分子」不在被「團結」之列，因爲他們是打擊、鬥爭的對象；當中共宣佈黨的鬃會議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並不表示會中沒有不同意見，而是宣示「以鬃爲首的黨中央」是這次政治鬥爭的「勝利者」，與「黨中央」不同意見者已遭到整肅，或者至少目前沒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在黨文化中「團結」一詞已經被加入了服務於鬥爭哲學的特定含義，所以稱之爲黨話詞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彙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傳達、領會「鬃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堅持鬃路線」等等用語，對於生活於一個正常社會的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爲什麼大家要走同一條路？爲什麼要統一「認識」、要傳達、貫徹鬃精神？中國古代的儒家講「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諺語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說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用的意見和選擇，這樣組成的社會才豐富多彩。

中共不斷變化自己的立場原則，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曲線、圓圈，不斷改變方向、甚至多次走回頭路，可是在每一個歷史時刻，中共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確「路線」。中共「路線鬥爭」往往你死我活、殘酷無情、骯髒無恥，「反動路線」的追隨者下場悲慘，「正確路線」擁有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線鬥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會宣佈落敗的一方犯了「鬃主義」的錯誤，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形右而實左、形左而實右等等。總之，只有勝利的一方走在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他們的角色是「思想彙報」、「提高認識」——最終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承認堅持和追隨「路線鬥爭」中勝利的一方，向黨表忠心。

一般的會議都會有一個決議。因爲大家對同一件事的認識有分歧，或者什麼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協調去做，才有開會的必要。人們在會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會議過後按照決議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會議上意見得不到統一，那麼最終往往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怎麼做。通過投票產生的「會議決議」是不同方面意見妥協的結果。雖然可能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這也是民主的議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會議的參與者也完全明白這一點。而「會議精神」就不同，它是在開會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黨中央」、「黨的上級組織」的意見，跟會議參加者的看法無關。參加會議的人只能「領會」會議精神、「傳達」會議精神、「貫徹」、「堅持」會議精神，卻決不能質疑會議精神、挑戰會議精神、反對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人只不過是被支配的木偶，牽動木偶線的是躲在後面的中共。如果人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認識」，最後達到「統一思想」，服從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黨文化中，這一組詞語的功用是通過反覆使用而強行進入人們的習慣語彙，最終在人們潛意識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對應行爲，從而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被變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殼。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時下在年輕人的流行語中，「領導」這一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來指稱「老婆」。人們常常聽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稱，「這事得回家請示一下領導」。這反映了「領導」在黨文化中特殊的廣泛意義。在正常社會里也有「領導」——如老闆、主管、經理等等，但他們的管轄僅侷限於業務範圍之內，反對領導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被「炒魷魚」。可是，在黨文化裏，「領導」管轄的範圍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領導」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領導」也能管，從評職稱、漲工資到結婚、離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對領導不僅僅是丟飯碗而已，還可能面臨「捱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頭，還可能在檔案裏被塞進黑材料，走到哪裏都擺不脫。

「領導」之所以能無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單位」裏。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過「單位」來解決，或需要「單位」出具證明。在「單位」裏，每個人都有一本神祕莫測的「善惡簿」，叫做「檔案」，其中記載了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大大小小的獎、懲歷史，從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風問題」……幾乎事無鉅細，全被記錄在冊。一個人要想「調動」離開某「單位」，需要接收「單位」發「調令」，如果本單位「領導」不同意，可以卡住「檔案」不放。最令人恐懼的是，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看「檔案」的，所以這個「檔案」永遠保持神祕，當事人無從知道「單位領導」把什麼材料塞在了裏面。還有一個與「檔案」緊密相連的過程叫「政審」，這個過程中「領導」可以調閱審查某人過去所有的社會活動記載，需要時還可以動用人力到各「原單位」一一覈查，目的是審覈某人「對黨的忠心」，直接決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參與「重要工作」。

有了「單位」，黨只要保證「單位」的「領導」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輕易控制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中共派駐「單位」的代理機構是「組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角色常常熱淚盈眶地說，「終於找到組織了。」現在人開玩笑時也經常這麼說。「和組織失去聯繫」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組織」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結論」，「組織上會弄清楚的」是中國人自我心靈安慰中常說的話。「有組織」常和「有計劃、有預謀」聯繫起來。「法輪功有組織」是個罪名。「組織上」表達了至高無上的領導權。「黨組織」是對敵鬥爭的指揮部門，是「堅強的戰鬥堡壘」。歸屬感、孤獨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賴感、絕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黨話灌注到「組織」這個詞裏。構成「組織」的個體是「同志」。「黨」把社會劃分爲「單位」，以便於「組織」全方位地附體在社會的肌體上。

此外，中共還通過「戶口」進一步控制社會。「戶口」、「暫住證」大概相當於西方國家的「綠卡」、「短期工作簽證」之類，只不過限制對象是本國公民。這對於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三條規定：「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權來說，可以說是莫大的諷刺。

總之，「領導」、「單位」、「組織」、「調令」、「調動」、「檔案」、「政審」、「戶口」、「暫住證」等等一系列黨話詞語，反映了人們處於中共嚴密的邪教組織監控之下的生活特徵。它們時時在提醒人們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普天之下，莫非黨土，「體制外」幾乎沒有生路。在傳統中國社會，一個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還可以回家自己種地養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還可以隱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嚴密控制的社會，「單位」、「調動」、「檔案」、「戶口」 等等使這一切都不再可能。雖然今天「單位」、「調動」在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但黨文化形成的思維模式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見黨文化思維依舊陰魂不散，比如「跟黨作對沒有好下場」，「黨給了我飯吃」，「黨把我培養成爲一名鬃」等等。

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

中共建立的社會具有一個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在這裏，「黨」的意志至高無上，因此黨的政策無需討論也不能討論，人們能做的只是「宣傳」、「貫徹」、「執行」，而且「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優秀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處。中共雖然號稱「爲人民服務」、「以人爲本」，可是並不是真正地爲民衆謀福利，因此制訂的政策往往違背民衆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傳」、「號召」人去做這做那。積極響應黨的「宣傳」、「號召」，沒有自己獨立思想的人，被稱爲「勞模」、「標兵」，他們實際上是這個等級社會最底層的「螺絲釘」。中共的「宣傳」、「號召」以暴力爲後盾、以利益爲誘餌、以欺騙爲手段。「貫徹、執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應該怎麼做無關。如果有了成績，那是認真「貫徹、執行」的結果，出現失誤、造成事故，則是因爲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或者「把黨的方針、政策教條化」的結果，反正黨的方針即「真理」。

在「單位」之上有「上級單位」、「領導」之上有「上級領導」，最後一直到「黨中央」。「中央」文件、「會議精神」下達到哪一級，哪一級可以接觸部分海外資 訊、可以享受什麼待遇，都有嚴格規定。「黨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級」比「下級」更接近「黨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級」來到 「下級單位」就代表黨的意志，叫做「指導」、「視察」、「慰問」，「下級單位」要記錄其「講話精神」，要「請示」、「彙報」。儘管有時「老上級」、「老部下」還可用於表達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但這並不消除他們之間的等級差別，而且「上級」、「部下」之間的紐帶仍然是高高在上的「黨」。

在正常社會，人們通過選舉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議員），參與社會管理、發表意見，民衆可以隨時自由地與民意代表溝通意見。如果選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滿意地履行其職責，民衆還可以在其任期到達之前動議罷免。但在中共治下等級森嚴的社會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筆一揮：我代表人民羣衆……可是人民羣衆並沒有讓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於公開表示不同意見的人劃到「廣大人民羣衆」之外，作爲「一小撮」嚴厲打擊，然後宣稱自己代表了「廣大人民羣衆」。中共曾經「代表人民」殺害了上百萬「人民」中有財產者（「地主」、「富農」、「資本家」）、也「代表人民」餓死了上千萬「人民」中無權無勢者（如「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中國社會也有爲中共充門面的「人大代表」，可他們不是民衆直接選舉產生的，而且其主要職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讓他們「舉手通過」中共的決策、粉飾中共的極權本質才是他們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色各樣的「鬃委員會」、「鬃辦公室」是中共等級制度中直接聽命於中共高層的特權實體。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的職責據說是「對政法工作進行宏觀指導和協調 」，「統一政法各部門的思想和行動，確保政法部門的執法活動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問題是司法、執法部門本來只要嚴格按法律規定行動即可，在各法治國家皆如此，何須在法律之外「統一思想」、「堅持方向」？實際上「政法委員會」的職責就是確保當正常的法律活動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政法部門堅持「黨性」而不是堅持法律原則。與此類似，「六一零辦公室」的設立，就是爲了能夠運用超越於法律之外的手段對付法輪功民間信仰團體（不然只要公、檢、法就足夠了，根本不必成立「六一零辦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計劃生育委員會」、「計劃生育辦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抓人、抄家、強行結紮、流產等等權力。

當人們習慣於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等黨話詞語的時候，實際上加強了中共建立的這個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更便於這個金字塔結構之巔的「中央」對全社會的控制。

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爲「黨」充電

「運動了！運動了！」電影《芙蓉鎮》結尾中，瘋了的王秋赦終日敲着破鑼發出的嘶啞叫喊令人心悸。從「肅AB團」、「延安整風」、「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尊法批儒」、「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段自由化」，到「鎮壓反革命暴亂」、「反法輪功」……從中共誕生之日起，「運動」不曾停過、鬥爭不曾斷過。鬥爭哲學是中共奪取政權的理論基礎，也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斷鬥爭可以淘汰異己、培養成員的「黨性」，爲黨充電、補充能量。人們習慣的黨話包括，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鬥爭精神、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敵鬥爭、一場……的鬥爭、鬥爭的依靠力量、鬥爭的打擊對像、「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毛澤東語）。

受黨話影響，在現代中國人的語彙裏，人們已經不自覺地把鬥爭當作生活常態。比如人們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往往習慣性地會用「奮鬥」這個詞。「爲……而奮鬥」，「經過多年的奮鬥，我終於……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正常人幹什麼事只需要努力即可，爲什麼要去鬥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國人的用語中，「妥協」被視爲貶義詞，它往往和「投降」聯繫在一起。可是「妥協」這個詞本來是中性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談判，最終往往是參與各方做出讓步、妥協，才能夠達成談判結果。在國際社會中，發生衝突的雙方互不相讓的結果往往是戰爭、流血，所以首先承諾放棄武力、主動做出讓步、妥協並促成衝突緩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在黨文化中，鬥爭被視爲「歷史發展的動力」，而「妥協」是緩和矛盾，「阻礙」歷史進步，所以就成了貶義詞。

「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開展鬥爭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黨文化中的「自我檢查」、「自我批評」和傳統文化中的「內省」截然不同。後者是內心的自覺修正過程，其參照標準是傳統的道德規範（實際上也是普世的價值規範），如「仁義禮智信」，目的是達到精神的昇華、內心的純淨，放棄低俗的慾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評」或「自我檢查」則是鬥爭手段，其目的是「統一思想」、開展鬥爭、清除異己，參照標準是對中共的教條，但是由於中共的教條是不斷變化的，「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九評共產黨》），所以這個參照標準實際上成了對黨的忠心程度，前提是「黨總是對的，錯的總是自己」。所以「自我檢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觀察，通過自我檢查，給自己強加一個罪名，以此表示對黨的毫無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檢查」、「自我批評」的最終目的不是爲了自覺淨化自己的心靈，而是爲了某種政治或物質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靈，以期通過「黨的考察、考驗」。

另一方面，實際生活中的「自我批評」往往還是爲了「批評」。絕大部分中國人都熟悉這樣的場景：在「黨的組織生活會」上，某黨員先說幾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進」之類的話，然後話鋒一轉，開始連篇累牘地批評、攻擊別人。其特點是向外找，鼓動人與人互相攻擊。

這些黨話對人們思想行爲潛移默化的改變起到了很大作用。習慣於黨話的中國人，自覺在日常生活中「以鬥爭爲樂」，並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挖取爾虞我詐的整人術等糟粕加以應用，「和爲貴」的中國傳統就這樣被變異成了「窩裏鬥」的黨文化。

3. 中共用黨話重組中國人的生活

馬克思主義倡導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用暴力改變世界。而一旦某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煽動起羣衆的狂熱，就會轉化成非理性的暴力行動。因此，共產黨從產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視理論和承載理論的語言。語言可以說是共產黨「改變」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中共在中國改天換地，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它憑藉的工具之一，也是語言——一方面剷除傳統的正常人的話，另一方面製造黨話或把人話改造成黨話，再用黨話去規範制約中國人的生活。本節首先用列表的方式列舉一些常見黨話，讓讀者朋友對無處不在、人們已經習焉不察了的黨話有一個直觀的了解，然後從政治體制、精神生活和私人空間幾個方面，闡述黨話是如何重組中國人的生活的。

1）習焉不察的黨話

在現代中國社會中，黨話遍佈精神信仰、政治體制、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個人的思想感情等各個領域，體現了中共的邪教屬性、暴政歷史、「運動治國」和「流氓治國」的政治手段、對社會和人們思想的嚴密控制、森嚴的等級制度、對真實歷史的歪曲和篡改、對正信和正常人類社會的醜化和污衊。黨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覆蓋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請看下表（表一）：

表中收集的語詞，從人際稱謂上的「同志、領導、上級」，到歷史分期「解放前、解放後」；從家庭出身的「貧農、富農、地主」，到工作中的論資排輩「老紅軍、老革命」；從常用名詞「路線、方針、政策」，到常用動詞「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動員」等等，都是中共黨文化的產物。即使粗略看完上面隨手收集的黨話，都讓人感到一種鋪天蓋地的壓抑感和窒息感。

2）黨話強制建構的政治體制

（1）「黨」是黨話的核心

「黨」是黨話的核心，黨話系統的其他部分都是圍繞「黨」這個核心建立的。黨話語詞中不管是否出現「黨」這個語素，我們都可以通過有限步驟的推導，發現隱藏在後面的「黨」的黑手。比如，「同志」這個詞裏沒有出現「黨」這個字，可是我們只需問一句，「同的是誰的志？」就會發現背後的中共陰影。

從「黨」頂端，派生出「黨的教條」和「黨的運作」範疇。「黨的教條」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騙人的表象，我們將在下一節具體討論。「黨的運作」是黨保證其政治統治地位永遠不變的運作結構，包括組織、政策、方針、政策、運動、人員、紀律和獎懲制度等等，規定社會的行動方向，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爲，造成強大的黨文化土壤，浸泡並塑造國人的思想意識。

（2）黨話建構的中共政治體制

下表通過列舉常見語詞，勾勒了黨話建構的中共政治體制（表二）。

每個中國人可以說都對上面表格的內容相當熟悉。中共從對最高權力者的稱呼，到其獨裁地位、運作機制、統治手法等等，都用黨話進行了界定。而中國人在工作中、課堂上、政治學習中，無時無刻不在重複中共那一套黨話，包括對中共黨魁的恭維吹捧，對中共獨裁地位的認可，對黨的紀律、組織生活的遵守，對黨的路線、政策的追隨。中共的政治話語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詞從表面上看，不太容易看出其中的黨文化色彩，但如果我們對比一下中國古代和其他國家，或對那些話背後的因素進行剖析，我們就能夠看到，這些語詞完全是在中共的運作過程中形成的，被中共賦予了明確的意圖，與任何一個正常社會的語言都截然不同。

3）黨話強制建構的精神生活

共產黨把其指導思想僞裝成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因此必然要編造一個涵蓋社會一切方面的話語體系。傳統社會中由宗教、哲學、科學、歷史、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都能在黨話系統中找到一套替代性的說法。

我們一起來看看中共的「信仰」。正統宗教讓人不斷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準），直到達到天國世界的標準，從而「涅槃」、「圓滿」、獲得永生。而中共首先宣稱天國地獄都是不存在的虛構，神是人創造出來的；進而把所謂「歷史必然性」象神一樣膜拜，並宣稱自己代表了「歷史必然性」。這個歷史必然性規定：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於是共產黨公然鼓吹暴力和殺戮，一切罪惡的形式至此變得「合法」了。

我們再一起來看看中共的道德。傳統道德的內涵是「道、德」、「仁、義、禮、智、信」。黨定義的「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爲的準則和規範。道德通過社會的和一定階級的輿論對社會生活其約束作用。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共產主義道德是人類最高的道德」(《現代漢語詞典》，1981，商務印書館)。

顯而易見，在黨話系統內，一切真理、歷史、道德、藝術性等等全都是爲中共的統治服務的。

下表簡單列舉了黨文化在系統替代傳統文化、系統對中國人進行思想改造過程中常用的詞彙（表三）。

對中國人而言，也許什麼「宗教是精神鴉片」、「封建迷信」等等都是可以隨口而出的詞彙，用來指稱傳統信仰。但很少人會仔細想一想，他們爲什麼會有這種看法，他們的話語到底從何而來。其實，在中國過去的幾千年裏都有各種信仰，對傳統正信以「封建迷信」一言而蔽之，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產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人們盲信盲從共產主義、完全接受中共的思想控制，由此而給中國社會帶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劫難的時候，卻很少人會想到「共產主義是精神鴉片」，「共產黨是邪教」，因爲中共通過長期反覆灌輸，在「精神鴉片」、「邪教」這些詞和某些中共打擊的團體或思想之間建立了一種穩固的聯繫，人們很難突破思維定勢，用這些詞去反思中共。

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中共對社會控制極端嚴密，在正常社會里由倫理道德、社會習俗等規範制約的領域，也一樣伸進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黨話。正常人的話一旦被「黨」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黨話；而黨話肆無忌憚地滲透、擠壓、改變和侵吞正常人的話語體系。

傳統社會對有婚姻關係的人的稱呼是「夫妻」、「夫婦」，「相公」、「內人」，近代以來稱爲「先生」、「太太」，文氣一點的稱「外子」、「內子」，通俗一點的稱「老公」、「老婆」。不管怎麼稱呼，這些詞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別，其中暗含着尊重不同性別的特點、進而做到兩性和諧共處的意思。

中共統治下，人們稱自己的配偶爲「愛人」。「愛人」原來是相互愛慕的人之間的稱呼，意思和「戀人」差不多。在中共「根據地」，這個詞被廣泛用來指「配偶」，據說「反映了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結構的變革」。歷史學家吳(日含)初到「解放區」，聽人介紹吳玉章的太太時說：「這是吳老的愛人。」吳(日含)嚇了一跳，心想，吳玉章這麼大歲數了怎麼還在談戀愛？

「愛人」這個詞雖然沒有「同志」那麼重的肅殺氣息，可是任何一個詞的背後總是含有一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揚「平等」主義，試圖抹平人與人之間在道德品質、文化教養、社會地位、財富和性別等方面的一切差別。「愛人」這個詞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等觀念，變異了男女兩性的關係，顛覆了傳統的家庭結構，最終造成了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的今天，「同志」一詞越來越受到冷落，不知從何時起，很多人將同性戀者稱作了「同志」。但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愛人」這個詞的粗鄙和荒謬，「愛人」仍然是中國人稱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黨話。比如，形容一個人心緒煩躁，人們會說他「滿腦門子階級鬥爭」；說一個人德才兼備，人們會說他「又紅又專」；形容一個人勤儉持家，人們會說「艱苦奮鬥」或者「艱苦樸素」。有人傷心欲絕，別人會安慰他，要「化悲痛爲力量」；有人做出成績，別人會告誡他，要「戒驕戒躁」，「這才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

一個人從一出生，就被黨話包圍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會說：「你們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東」、「衛東」、「建軍」。上學以後很快戴上「紅領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學時學習好要被評爲「優秀少先隊員」，中學時學習好要被評爲「優秀共青團員」。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訴他「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爲在中共統治下，文科因爲跟意識形態離得太近，被人視爲畏途。每學期末的操行評語第一句必然是「該生政治上要求進步，積極靠攏黨（團）組織」。填履歷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學以後免不了和「黨總支」、「團總支」、「政治輔導員」打交道。交朋友時說「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爲了同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說自己「參加工作」了。「參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種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現在我被接納爲其中一員了。「參加工作」意味着這個人有了單位、找到了組織，每週必須參加半天的「政治學習」，雷打不動。結婚要「單位」開「介紹信」，生孩子要有「指標」。這樣幹了幾十年，到了退休年齡，要按照中共官僚體系規則論功行賞，某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叫「離休幹部」，某年以後參加革命的叫「退休幹部」，再年輕一點，就沒有「離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崗」、「內退」，被「組織」一腳踢開，去「自謀生路」。有些人不願意受這份窩囊氣，就主動「下海」、「停薪留職」、「買斷工齡」。如果不幸去世，訃告中的最高評價是「忠於革命，忠於黨」、「×××同志的逝世是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的重大損失」，追悼會上少不了要列舉哪些黨政幹部在此人病危期間看望了他。

黨話大舉入侵私人空間的結果是：正常的社會結構、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黨文化污染，人們失去了據以評判中共政權的重要參照體系。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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