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

孙文广先生57年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60年“反右倾”、64年“社教”、66年“文革”、68年“清队”、71年“清查516”等运动中连续受到批判。曾于 66年6月被关进监狱六个月；74年12月被逮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78年6月被判七年徒刑进入“济南劳改支队”。他曾于66年、76年 11月、78年6月、89年5月民主运动中等多次上书党中央、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总数达五十余万字。

孙文广先生82年12月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后来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88年通过竞选担任山东大学工会副主席（兼任），同年担任济南市政协委员，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省委委员、山东大学支部副主委。现任中国城市经济会理事，山东省经济管理学会顾问，济南管理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大学老教授学会副会长。孙文广教授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大纪元专栏作家。

记者：孙教授您好，我是大纪元记者辛菲。今天在大纪元网站上看到您给人大、政协的题为“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的公开信，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您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孙文广教授：我是这样想的。法轮功的问题牵扯到很多的人，他们本身人数众多，还有他们的家属。有一些学员被抓起来，在监狱中受到不当的刑罚，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人命关天！是侵犯人的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是基本权力之一，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要调查清楚，而且对于有责任的应该给予处份。如果说是造谣，也应该查清楚。因为人家是有名有姓，还有住址，还有照片，那不很容易查吗？

现在中国关于法轮功的问题禁止在媒体上讨论，我只能把这个写给两会，希望他们能够调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如果处理好的话，也会使社会更稳定、和谐。和谐必须要能够把一些冤案纠正，使受冤屈的人得到公正，使这些受难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周围很多受到牵连的人都应该得到平静、公正。如果有人受到冤屈，这些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就会有抵触的情绪，别的人也会感到不平，这是我写信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我是经过文革等各种运动的，自己也曾经坐过牢。我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希望别人为我鸣冤，现在别人坐牢，我也应该为别人说句话。我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一些公民，应该享有公民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受到侵犯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应该为他们讲一些话，做一些事。象我现在能做的，一个就是写信，另一个就是写文章。我写的都是有名有姓的，有根有据的，我所说所写的都是有出处的，在海外媒体都有报导。

我觉得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对法轮功做一些事，当然有的人害怕风险，这都是难免的。每个人都有工作，生活问题，怕惹麻烦，不但自己不好受，家人也很难受。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的。

记者：是的。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神父马丁的一句名言“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没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又没说话；最后，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其实现在在国内陆续的有人站出来为法轮功公开讲话，高智晟为法轮功上书、为法轮功学员辩护，郭国仃律师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还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民众都在不同场合为法轮功公开说话。

孙文广教授：是的，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只管自己是不够的。其实很多人都对迫害法轮功有看法，但要出来讲话的话，就考虑到风险。我自己对迫害法轮功也不是今天才有看法的，很早就有看法了。这个看法什么时候表达出来，用什么形式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来讲，法轮功这么多年受迫害的一些情况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而且，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江泽民很快军委主席全部都要退出去了，在中央内部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在基层有不同看法的人更多。而且人们的思想都随时间在变化，开始可能不清楚，后来看到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上访受打压压制的情况，很多人就都觉醒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风险就可能小一些。

根据这个情况，我想有良知的人应该考虑做点事情，哪怕是写一封信，或者找领导谈谈话，反映一下我们的看法，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不对，应该给法轮功一个公正的评价。

现在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上访都被截住，这是不对的。法轮功是公民，享有申诉的权力、请愿上访的权力，不应该被阻止，阻止他们上访是违法的。大家应该都做点事，用各种方式。假如反映的人多了，自然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解决了。

记者：而且对那些已经站出来说话的人可以减轻压力。

孙文广教授：对，是的。

记者：您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呢？

孙文广教授：一个是我觉得人应该要有正义感，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对于迫害法轮功的看法，我以前也找过有关领导谈过，因为当时也是觉得风险太大，所以就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发表。近一、两年来，我在有些文章中稍带着都提到了法轮功的事情。后来我想，这件事还是应该郑重其事地写一个公开的建议，这样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我就给两会写了一封信。因为怕寄信他们有时收不到，我就写了一封公开信，信后也写上了我的地址、电话，他们如果要答复我，也可以有联系方式。

我再三想，我这样做是很正当的。一个是因为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很多报导，大陆也有很多传单，我经常出去在自行车的车筐里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送来的传单，法轮功学员这样做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看了这样的一些报导后，觉得应该查究，到底是真实是假，应该弄清楚。

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想法，法轮功学员的抗争让我非常感动，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冤屈，所有大陆传媒对他们都是攻击、造谣、负面的报导。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作为一般的人，即使受到委屈也不敢再去说了，免得招致更大的麻烦，但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抗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没地方说，只好采取发传单、贴标语等形式，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的抗争是有非常正面积极意义的。

他们包括上访在内的各种形式都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他们都应该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当然更应该有申诉的自由。利用这些自由权力表达意愿，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果要抓的话，还要被劳教、判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维护自己的权力，我们外面的人看到是很感动的，也向他们这种精神学习。

记者：国际社会对法轮功也是很支持的。法轮功在全世界60个国家受到欢迎，法轮功学员享有炼功的自由。由于法轮功学员的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都对法轮功表示支持，而且现在不仅是道义上的声援，还有一些实际的行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的追查工作，搜集证据，调查立案。目前为止，全球有 29个国家的将近40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已经在14各国家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15个诉讼案，包括对于江泽民和另外22个中共官员在内，共提出了47个以上的诉讼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呼声，这里只是其中的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已。

孙文广教授：海外的这些帮助法轮功、对迫害法轮功进行抗议制止的行为，对我们大陆人士来讲也是很大的鼓舞，也使我感到在国际上确实有一些民主、自由的国家，人们真正享有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就代表大陆的部份知识分子向他们这些正义的行为表示敬意，他们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记者：相信在您以及其他正义人士的鼓舞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正义的行列。法轮功牵扯的人数地区这么广泛，您认为如果迫害停止，对中国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积极的意义呢？

孙文广教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典型。这些法轮功学员除了被劳教、判刑，还有被开除公职的，学生被迫失学、退学的，这些人一旦到社会上，怎么找工作呢？他们的生路完全被断绝了，这种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人都要吃饭、工作，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人有劳动的权力，他们这些基本的生存权力都没有了，自然要抗争。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了，对遭受冤屈的法轮功学员给予赔偿、恢复名誉、工作等，对这个群体将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第二个，对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也有非常大的意义。他们的抗争直接鼓舞了整个中国有志于把中国改造成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人们，使他们能够继续抗争，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

对于法轮功的抗争，大家都应该给予强力的支持，在他们将近6年的抗争中，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这对全中国人民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记者：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孙文广教授：是的。中央一直提出要安定、团结、建立和谐的社会，那就先把冤案处理了吧，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和谐、安定。上访请愿都是法律允许的，处理不好，上访请愿的人当然很多，今年春天，我估计有很多人上访请愿，有冤屈啊，不解决，怎么办呢？

记者：很多人都说中共很愚蠢，法轮功学员重德行善、做好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对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是有好处的，98年以乔石委员长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曾经对法轮功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群体无论在哪个社会、哪种社会制度下，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利的。但是中共却要去镇压。

孙文广教授：是的。法轮功完全是中共自己给自己树立起来的一个敌人，它讲“敌对势力”，是中共打成的对立面。其实，象江泽民等人一定要打倒法轮功，主要是为了遏制、制止信仰、结社、出版的自由。中共对有信仰的团体，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佛教都是持敌对情绪的。法轮功是一个松散的结社形式，他们在一起炼功，中共觉得这种结社的自由如果放开，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所以就压制、扼杀。

基督教、天主教等团体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中共害怕对他们打压会引起国际的呼声，所以就拿法轮功开刀，通过镇压法轮功，制止、扼杀民众的信仰、结社、出版的自由。

记者：其实他们对各种信仰的团体都是打压的，国外也在传他们残酷迫害基督徒、地下教会等团体的情况。一些人士也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理念信仰和法轮功完全不同。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而中共的特点是假恶暴，正所谓正邪不两立。

孙文广教授：是的。这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信仰，有人信仰专政，有些人信仰自由民主，还有人信仰宗教。宗教对人没有任何害处，尽管各个宗教团体各有不同，但都是净化心灵、提升道德、叫人为善的群体，有宗教信仰是很好的，他们的基本道义、道德，对人都是有益的事情。

记者：有人觉得法轮功的和平抗争行动是搞政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孙文广教授：你要让他们炼功，他们不就不问别的了吗？！他们不是想要改变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就是针对对他们的迫害站出来说话。这不是问政治，应该区别来看。

作为政治来讲，我是这样想的，在一个社会当中，人人都离不开政治。对国家政策中一些具体与之相关的政策，包括宗教政策，人们自然就会有所反映，这是切身利益的需要。比如农民，你把他的地拿去修公路了，那他就没饭吃了，他就得起来抗争，这个不是政治，因为他不是去反对共产党，而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法轮功现在就是这样的，被逼到这条路上来的，国内不让说话，那就到国际上去说嘛。他们有说话、表达的权力，他们的抗争是合法的，有道理的。

记者：您对法轮功被迫害的了解是否有个认识过程呢？

孙文广教授：其实从一开始99年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镇压不对，是直觉告诉我的。我也给有些人包括领导讲过，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觉得要是硬去解决，可能我也得跟着坐牢，所以当时没有说太多。而且当时忙着出我的两本书《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后来都在香港出版了。因为在国内属于禁书，要冒风险，所以当时没有讲太多。

记者：您觉得国内象您这样同情支持法轮功的人多吗？

孙文广教授：应该有不少。今天我的那封公开信上网后，就收到不少反馈。中国的上海、湖北、广西、山东、山西等地、还有美国，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支持鼓励的话，对我的安全表示了关心，他们表示都有同感，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有一位律师还跟我说，如果我遇到什么麻烦，就找他。他们都是以前我不认识的，以前从来没有联系过的。他们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这样做是很难得的，也是冒风险的。因为我的电话很可能被监听，他们告诉了我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络方式，包括手机号码，这都是要冒风险的，他们确实不简单，我从中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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