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差下鄉發現的這些問題並不新鮮，也不只是個別地方存在，而是帶有普遍的。村書記和村主任爭權奪利的現象表明，所謂的「村民自治」不過是虛有其名，如果真的實現了村民自治，不具有法律地位的「書記」是沒有辦法與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爭權的。正因爲現在農村的政治結構是畸形的，一面要講村民自治，一面又不願放棄黨治，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爭權。

依據法律，村民擁有選舉權，也擁有監督、罷免權，然而真到了村民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自己的權利時，往往難度極大，村幹部也好、書記也好，一旦與鄉鎮及其他更高層次的權力機構結盟，就會利用包括警察、司法等力量在內的一切可能手段，維護他們特殊的既得利益。

村長、村支部書記的腐敗更是時有曝光，在瀋陽市新城子區原道義鎮一個並不算富裕的郭七屯村，支部書記邢仲凱就利用職權貪污、侵佔公款達200餘萬元，像這樣的腐敗到處都有。在最廣大的農村，村民自治只是停留在選舉這幾天，更多的時候，村民很難有辦法制約自己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更不要說書記了。

按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慣性，這一次，之所以大規模地派欽差下鄉調研，也可以想見農村有一種危機感，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都隱含着農村不穩定的潛臺詞。在多數地方，村長、書記往往是既得利益，與村民處於相對立的地位。由於我們的現實中，政治改革依然是一個禁區，輿論高度一律，只許歌功頌德，不準批評，在沒有全體公民自治的情況下，孤零零地推行所謂的村民自治，要想真的做到村民當家作主確實難乎其難。

既得利益的力量在當代中國已具有支配性，一切法律條文都從屬於這樣的既得利益。可以說，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到下，都是如此，強勢的既得利益和弱勢的人民之間已經涇渭分明，前者擁有特權、輕而易舉地佔有了最大多數的資源，後者只能在求溫飽的路上不斷地掙扎。依靠欽差下鄉調查實情的做法也太奢侈了，欽差下鄉發現的問題，只要中共不放棄黨治，也不可能找到可靠的解決方案。

(文章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