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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年关到了。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看过歌剧“白毛女”，就知道地主黄世仁如何向佃农杨白劳追债，杨白劳要大唱“难过腊月的鬼门关”，结果女儿喜儿被黄世仁霸占，他自己则服毒自杀。如今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现在过年，是劳动人民向地主老财资本家追讨欠债了。这就是新旧社会的根本差别。但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被人追债；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同样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却拿不到报酬，因为地主资本家有政府官员的支持。 因此新旧社会的差别又有多大？ 如果翻阅最近的报刊，就会发现许多农村的民工为了赶回家过年，纷纷向雇用他们的地主资本家讨债，也就是追讨应该给他们的欠薪。他们不是通过法院追讨，因为中国的法院还不是为劳动人民开的；但是他们有机会碰到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例如总理温家宝，就可以帮他们讨回欠薪；但是运气不好的，可能连命都送掉还拿不回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钱财。 据官方新华社的报导，中国大陆目前拖欠工资现象比较普遍，而拖欠农村民工薪酬问题尤为突出。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人民币1000亿元左右。这一千亿元意味著什么？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职工约2.07亿人，其中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把外地民工数字放大到一亿容易计算，则平均每个民工被拖欠约一千元。目前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九省农民的人年纯收入不足二千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六省区的农民人年纯收入不足一千五百元。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千元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权，因此他们必然要运用各种手段追讨欠薪，但是风险也很大。 哈尔滨市一批建筑民工劳碌了三年，工钱却被一拖再拖，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在地盘度过一个又一个摄氏零下20度的冰冷寒夜。去年12月，他们向发展商追讨工钱时竟遭持刀人士围殴，带头追薪的民工徐殿彬被送到医院时，脸上、身上满是血水。经诊断，徐殿彬的头部有多处伤口深达肌层，左腕有一处十厘米长的伤口。由于伤势严重和失血过多，院方立即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的手筋已被斩断，连伸手要饭都不可能了。 就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一样有悲剧出现。今年一月二日上午，一名湖北籍民工到朝阳区一个建筑地盘追讨工钱，中午时分该民工被发现坠楼死亡，这之前，他曾接到过威胁电话。 胡温新政既然打出“新三民主义”的招牌，自然会关注这些事件，去年 12月《人民日报》就报导在广东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拖欠民工工钱兑现会上，国道323线乳源县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经过近10年的艰辛追讨，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各级领导作出批示后终于从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傅作庆手中领到了首批被欠工钱29.3万元。总理、省长出马才拿到积欠十年的29万元欠款，那么一千亿需要总理批多少次？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如同去年九月初，深圳宝安区一家港资电子厂数百员工因追讨欠薪而集体罢工抗议，并上街堵塞公路，造成交通一度阻滞，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和保安到现场戒备，事件最终在当地劳动部门介入下，资方人员到现场承诺发放欠薪后和平解决。为了讨回一年的血汗钱，去年12月中旬，深圳60多名外来工将他们的四个领班押上了南油大道，附近交通一度中断约半小时。据带头做出此举的工人称，他们是在投诉无人处理的情况下才做出此举的。这两宗事件发生在广东比较开放地区，所以被报导出来，其他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应该更多了。这种集体行动把事情闹大，并且在传媒配合报导下的办法往往比较有效。 在“聚众闹事”之前，往往也有上访，但是成效不大，还被阻止。例如江西省丰城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为阻止职工上访，以维护稳定为由下发书面通知以扣薪罚款相威胁：“上访一次罚款200元，上访两次罚款400元，上访三次工资扣发”，这当然只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还有些人则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冤情，以便中央领导人注意，但是他们往往都被公安逮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些人就采取自焚或爆炸等极端手法。 去年12月9日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一些地区开始重视追讨欠薪的问题，特别是年关将至，民工需要用这些钱买回乡的车票，还要拿这些钱回家给家人过年。但是由于中共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民工们别对这些有太高的期望，还得依靠自己的团结抗争。 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一党专政制度打出的“三个代表”旗号，促使官商进一步勾结，才出现这样多的欠薪事件。但是更多有组织的抗争行动，也在警告中共流氓特权腐败集团，再不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而纵容官商勾结、为非作歹，长期在地下躁动的熔岩迟早会爆发出来，老百姓的忍受到底是有限度的。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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