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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严密的新闻封锁在特定条件下的确是可以奏效的。我自幼直到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国民党对日寇未开一枪，是中共领导抗战赶走了日寇，以至中学时代偶然看过我父亲当年的日记后感到十分惊愕，日记中简短但不间断地记录了我父亲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期间随该部队打日本的经历，我父亲曾在战斗中杀死过日人。后来也知道我姑父，一位当年冯玉祥将军部下的军官，抗战期间也一直在打日本，老人身上还留著战争年代的伤痕。 我一直以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韩国、美国、联合国跨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并企图灭亡中国，中国是被迫“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并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不惜牺牲那么多人是在为苏俄火中取栗。我一直以为世界上2/3的人民包括港澳台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只有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记得50年代大跃进时我还年幼，在一本叫《时事手册》的期刊看到一幅漫画印象很深：那是一位中国儿童与一位美国儿童的对话，中国儿童白胖可爱。那位美国白人儿童则瘦小，神情泣丧。中国儿童问美国儿童：“实行公社化以后我进了公社幼儿园，不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你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么？”美国儿童答：“爸爸失业了，我和爸爸妈妈每天在一起喝自来水充饥……”，我当时相信美国工人正在受苦受难。直到1980年我读电大所用的英文课本上还有一篇类似课文内容是美国失业工人家庭的悲惨状况，不过当时已经不大相信了。后来我们与在香港、台湾、美国的亲属相继取得了联系他们多次来内地探亲，我了解到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并非水深火热倒是人均收入高过大陆同胞十余倍，有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我这些亲属中的同辈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当地的中产阶级。 59-62年大饥馑期间城市居民虽不至于饿死但也能感受到灾难的存在，官方媒体和学校教育也承认人民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那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俄的背信弃义，并宣传说如果这样的灾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就会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由于我们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才像今天这样幸福。此时我并不知道在我国农村死了数千万人早已是饿殍遍地了，更不知道这并非自然灾害而是名副其实的人祸。直到我们当时的邻居，一位山东籍医生的父母双亡（在农村）才略知一斑，我母亲讲他们都是饿死的。不久一位来自西北农村的同学告诉我：家乡饿死很多人，当地干部为邀功虚报粮食产量把口粮全部交了公粮还不够。当地一些农民活不下去就有意识地干点坏事争取被捉进去判刑，这样到了劳改队里好歹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 六十年代曾与国家元首握手的劳模石传祥是当时的新闻人物，然而这位貌似朴实的山东农民好像说话也不太诚实。记得石传祥在作报告时说过，他解放前到北京一位大律师家里掏粪时向主人讨水喝，结果人家给他端来的是家猫喝水的碗，里面还有猫屎！我当时并不相信，因为我家也有猫，知道猫是爱洁的动物不可能将屎拉在自己喝水的碗里，即使猪猡也不至于如此行径的。而当时石传祥的报告是被官方媒体大肆宣扬的忆苦思甜的典型。六十年代初劳模张百发访问古巴后到我们学校作过报告，张讲到：美国人在外面宣传中国人愚蠢到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古巴群众得知代表团成员身上穿的衬衫都是国产货后，成群的古巴人“带著绸子大褂儿来找代表团要求换咱们的衬衫作纪念”，我感到此说疑点颇多很令人生疑。对于当年曾大红大紫的劳模后来的副总理陈永贵我很久都存在一个疑问，看陈的长相倒好像是旧社会的苦大仇深之辈，但奇怪的是媒体从来不提陈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旧社会如何苦大仇深，陈也从没有“忆苦思甜”教育青年一代，好像都在刻意回避什么不光彩的东西，我们当时只不过怀疑陈可能是中农家庭出身官方不愿提罢了。直到前几年国内媒体才公开报道陈在日伪时期当过汉奸，人称“陈二鬼子”。当年的汉奸冠冕堂皇地成了中共的国家领导人实在令人费解！记得七十年代初我下乡时所在农场的场长（也是劳模）在作报告时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的脖子，欺负我们橡胶产量低，它卖给我们的橡胶贼贵，外表看起来是好的，其实里面夹带著不少砖头、土块……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都不相信这话，在国际上做生意岂能没有规矩，如此欺诈能行吗？！ 1964年中国驻布隆迪使馆随员董季平（音）叛逃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报道董是被美国驻布使馆官员绑架的，外交部发言人还对此提出抗议。我很快就从长辈口中得知了真相，隐约感到官方媒体存在不可信的一面。驻外干部跑了官方保持沉默是明智的，何必如此宣扬自欺欺人呢？ 六十年代中期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区农村帮助农民夏收与农民同吃同住。那是我头一次近距离接触农民。以前也到过农村劳动，但每次都是学生集体食宿劳动并不接近农民，我此前对农村的认识来自官方的宣传以及文学作品，认为农村是有益于健康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幸福田园。那次看到农民生活异常艰苦，特别是贫苦农民受到基层干部的欺压盘剥，以及子女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艰难，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我感到现实生活与书上、课本上、报纸电台上讲述的内容相去甚远。 据前几年国内公开的媒体报道，五十年代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惊险故事影片《徐秋影案件》是根据当时一件真实的肃反案件改编的，此案竟也是一起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见天日，但涉案人员有些已经被错杀，人死不能复生，现在却没有任何人对这起冤案承担责任。 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发生后，当局大力宣扬军队在广场清场过程中未开一枪未死一人。当年广场范围内到底死没死人我无从了解，但据丁子霖教授去年说，新近又确认了十余名新的死者名单其中，有3位是死在广场范围以内的。至于未开一枪一说，我从来就不相信。六四当晚CCTV新闻联播节目一开始就放送了纪念碑碑体上弹痕的特写镜头，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那是由步兵轻武器近距离射击所致。既然未开一枪，那纪念碑上的弹痕莫非是来自UFO？ 前几个月张文康氏在记者会上面不改色地对全世界撒谎已世人皆知不在此赘述了，这是发展到极致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红朝谎言。明明是为保障两会上的争权夺利顺利进行不惜封锁疫情草管人命使病毒蔓延到多个国家地区铸成大祸。天理良心！至今没人对此反省检讨，反而又一次成了为执政党歌功颂德的素材。 我的前半生曾接受了共产主义自由富裕美好的彼岸世界的诺言，并天真地相信那些无休止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和屠杀是达到崇高目的不愉快然而必要的手段。每当现实与官方宣传反差过大时，我只能求助于死记硬背的共产主义教条理论，每当遇到解释不清的事实时我只能将其暂时摈出脑海。但是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体验到的现实产生了逐步积累起来的影响。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诚实，不可说谎，然而几十年的现实生活使我感到做这样的人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充斥著谎言的社会，这个政权本身就是靠谎言维持的，离开谎言这个政权将难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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