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怎样的名称，看似是小事，但实际上这件小事是有颇大的象征意义的。它反映了香港这个国际城市，已出现了与国际社会脱轨的趋势，也就是渐渐离开原来这一制，而开始与中国主流那一制接轨。至少可以说，从SARS事件发生以来，香港正处在挣扎于这一制与那一制之间。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名称中，抽掉一个“A”字，外来旅客首先就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怀疑“SRS”是不是指另一种疫症。这是香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香港从来不曾因为避讳而改换世界公认的通用的名称。

其次，删去了“A”，即删去了“Acute”，也就是删去了“急性”，似乎很能说明特区政府处理这种在世界各地引起紧急反应的疫症，何以慢吞吞。它的处理手法、应变措施，虽不至于像中国内地官员那样，对几百个人染病漠不关心，甚至认为香港传媒过份夸大，认为香港要有五十万人染病才值得恐慌，但与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剑及履及的行动相比，确实是慢了许多。如果说，回归初期陈方安生处理禽流感时的紧急杀鸡行动，还留有香港原来一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次特区政府处理SARS的行动，就开始沾染中国主流那一制的气味了。

其三，因避讳而抽掉一个字母的做法，很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讳这个讳那个的特色。也就是说，随回归中国，一百多年受西方政治文化洗礼的香港，已开始回归中国政治文化了。

不过，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杯葛到香港旅游的呼吁之后，特别是瑞士政府禁止香港参展商参与巴塞尔钟表展之后，特区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终于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措施来得慢了，疫症已扩散社区了，但总比中国内地的应变措施快了些。

尽管如此，在宣布有关措施时，董伯两次强调是“在中央政府同意下”，说明若不是中央政府也觉察到国际社会杯葛香港的危机，中央政府未必“同意”香港的种种紧急措施，而香港则仍会在两制之间徘徊挣扎。

(2003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