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五月底六月初，还不到六四时，当北京上百万学生、工人、干部为了实施民主、惩治贪污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中央请愿时，上海人民在北京的影响下也纷纷起来响应。这时有一辆满载物品和人员的支援镇压北京民运的车正准备从上海小站开出，上海人民为了阻止这一罪恶的行为，自动组织起来用卧轨的方式，制止这辆列车离站，双方僵持不下，使得这一列车很长时间离不了站。

为了栽赃陷害群众，说这火是车下这群“暴徒”放的，这列车的公安人员在一节车厢内放了火。火光冲天时，车下的人群惊惶失措，后来有几个人上了车与列车上的人一起扑灭车厢里的火，上车的人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厂的工人。

本来这是件好事，不几日他才知道，这工人被抓起来了，理由是他在车上纵火，破坏国家财物。但当时还有不少与他同一工场的工人，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他们向厂党委详述了当时的情况，同时厂领导也知道这工人神经有点不正常。以前厂里曾发生过一次火灾，当时，他因积极参与了救火，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这是他们厂人人皆知的，党领导估计他这次想通过救火再得表扬。

据了解他这次并不是去抗议，而是他家在车站附近，回家途中看到人群去凑了个热闹。党领导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多次向市公安局反映，而且是厂党委集体保他回厂。可市公安局迟迟不作答复，最后还是不顾事实地把他枪毙了。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江西省万载县芳林小学因做爆竹引起的爆炸案，江政府说是一个有精神问题的男子李垂才，在学校内引爆爆炸品，造成严重伤亡。

还有石家庄爆炸案，中共公安部2001年3月17日发出A级通缉令，缉捕了初中文化，双耳失聪，与人交流常用书写文字方式进行的靳如超，据新华社报导，靳如超用980元买了农民非法制造的硝铵炸药，又用33元买了另一农民的雷管50枚、纸捻20余根，于是震惊世界的高难度定向爆炸技术所能制造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完成了。

这些事情都表明，找个“替死鬼”最重要，但具体是谁来当这“替死鬼”并不重要。为什么每次都找残疾人呢？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后台，死了也不会有人替他们伸冤，杀了也翻不起大浪。而江泽民的政权就是在“编造谎言”和“实用主义”或“超实用主义”的绝妙结合下保持着表面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