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迫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5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下岗、失业，这些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特有现象，如骤然降临的寒流，突袭城市最庞大的平民阶层。贫困，象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城市贫困，这个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命题，这个关乎一个群体命运和生存出路的命题，让我在洞察一座城市历史性的转型阵痛之余，对于那些沦为弱势的底层人群怀有强烈的人文忧思：他们现在怎样生存？他们又将怎样生存？

工人村：颓败的城中之城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象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无助、失重。

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开始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贫病，铁西的忧郁

“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张。自行车是一位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毛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2点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钱1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这让我想到在沈阳，至少在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他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点候到晚上12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会花掉几千元的全部积蓄，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社会学家曾用国际上通行的“生活形态法”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现阶段城市贫困家庭基本上是在为糊口果腹而奔忙，当然还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不能吃得很饱，至于吃得好、讲营养就更谈不上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是非常之紧张，一角一分地抠，只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渺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抬头找活埋头干活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义，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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