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本人去交警队考两轮驾照的时候，各种型号的摩托车已经满街跑了。第一节课，交警老师开门见山：开摩托安全第一，一出事小命就报销。你们知道我市第一期学习班多少人吗？三十二个。现在还剩几个？两个，那三十个全都去了火葬场。所以你们无论有钱没钱，车好车坏，都不能拿命开玩笑。但无论有多少人骑着摩托车去了火葬场，响应党的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本来大家都是靠工资、粮票、布票过活的穷光蛋，也没多少人敢发牢骚，而且还要支援世界革命呢。可党却非得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发财，这就不能不让上了无数次当的中国人有所戒心。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先豁出去响应号召的当然就先富起来了。当年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只要没有去碰摩托，后来大多是奔驰、别墅、政协委员了。就连美国的《财富》，这种在过去中国人根本沾不上边的杂志，也排出了中国十大富豪的名次。

看上去中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贫富悬殊的观念，就连那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都开始忙不迭地吸收资本家入党，好象中国已经在实行资本主义了。其实，中国社会对富人的嫉恨由来以久。无数次的农民暴动，只要打出均贫富的旗号，就成功了一半。现在的政权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起家，再加上共产主义这种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所以才能让大多数人取得心理平衡。

在49年前中国一直都是私有制，那时候到底有多少有钱人，只要看看上海的外滩就可以想象。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是政府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农村的富裕家庭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财富的话，那么对城市富人的剥夺就要“非暴力”的多。首先实行的是公私合营，也就是说，无论你愿不愿意，政府都要跟你合伙经营。既然是合营，就有一个资金入股和股份比例的问题。但政府是不会出钱的，而且还要控制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所入的股份，就是一个党委书记。即就是这样，也没有一个资本家敢说个不合营。因为公私合营在当时已经是最文明的行为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权最好时期的产物。要是按照党的老习惯，早就把这些富人安上个“恶霸资本家”，先开个包身工诉苦大会，然后立马拉出去崩了。

其实党要的是富人的全部财产。象公私合营这种游戏，连玩的人自己都觉得不过瘾。所以没多久，就全部完成了公有制的改造，胜利进入社会主义了。富人们经过多少代人苦心经营所得来的财富，就这样不属于自己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按我们学过的“政治经济学”上的说法，是全社会的资产属于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其实看起来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就在于你不知道属于自己的资产有多少，而且也无法支配那些本来该属于你的东西。如何来管理这部份属于你的资产，也同样不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公有制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跟整个社会的资产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名正言顺地控制了全社会的财富。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就仅仅是让老百姓吃饭穿衣而已。但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也无法做到。

没有富人的公有制度，当然对党和政府具有无限的吸引。但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全社会的经济停滞，也就是共同贫穷。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可能穷到连印中央文件的纸都没有了，这当然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一千个不乐意的情况下，开始扭扭捏捏地搞起了资本主义。

党当年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其实没说完，也就是说，让他们先富起来以后拿他们怎么办，这后半句没交代。也有可能连制定这一策略的人也不清楚将来该怎么办，因为对这一部分人能否真的富起来，大家都心里没底。心里没底的事就先不琢磨，于是大家就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

近二十年的情况证明了中国并不缺乏能人。一部分人不但富起来了，而且富的让人不可思议。这时候党和政府就开始琢磨这二十年前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也就是说，你发了财，让人给惦记上了。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被抓，第三富豪仰融逃离，富婆刘晓庆进驻秦城。还有许多级别不够上报纸的富人被关被杀。他们的罪名虽然是偷税漏税贪污挪用等等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一样，即没收全部个人财产。笔者原来在中国的一些发了点小财的朋友，已经没有几个还住在大牢外面的了。

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与个人拥有太多的财富是格格不入的。党虽然没本事挣钱，但并不等于不爱钱。所以当富人们拥有异乎寻常的财产以后，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惦记上了。这时候富人们就有三种选择：第一是把所有的财产上交(党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第二是带着财产逃跑，第三就是以偷税罪名坐牢。其实，罪名是不是偷税漏税无关紧要，这就象在时速55英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警察几乎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拦下来开超速的罚单。

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没有说完的后半句是，“然后慢慢收拾你。”

10/8/2002 10:24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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