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多么沉痛的忏悔！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人已身陷纳粹集中营了。面对邪恶而作“看客”等于同谋！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英语里有句成语说，“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

在中国近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都成功地运用了“95%对5%”的心理战术。每次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对象（他们被定义为“一小撮”），而其余的95%则是安全的。这就助长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择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对于那5%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公却冷漠以对，视而不见。然而这5%却轮转得非常频繁，到头来整个民族都成为屈从于强权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国作家对于文革前后国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文革期间，正该是站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跪了下去(屈从于强权与迫害)；在文革结束后，正该是跪下去(反思与忏悔面对强权与迫害的沉默)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站了起来(控诉与鸣冤)。”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齐声控诉“四人帮”，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四人帮”。却很少有人能象尼莫拉那样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迫害、面对罪恶的所作所为。面对罪恶，整个民族都曾作过“看客”，却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气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庭上审判！

今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冲破了这个“95%对5%”的“怪圈”。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怕当那5%。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了人间的公义，不论自己属于5%，1%，抑或是一个人！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人们面对强权的压迫，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隐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馒头。

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强权镇压不屈不挠的和平抵抗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他们不愿低头屈从于强权和暴力，不愿违心说谎。面对压迫，他们高昂著头颅，只为了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尽管他们深知这样做的高昂代价。这决不是政治！而是关乎道义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关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那怕只是违心地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不伟大吗？不值得您敬佩吗？亲爱的读者，如果您以前不是这种的认识，那么请您再重新认真、清醒、理智的思考一下吧。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