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爆发后几天，鲍的舰队在南沙遇到台风，基地命令他返航，但由于风浪过大，无线电回复迟了十七分钟（按规定必须每五分钟与基地联络一次），舰只在风浪中四次改变航向，驶向台湾驻守的太平岛，虽然后来成功返航，但上级却认为他有“向台湾投诚的嫌疑”，经过申辩，还是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在此同时，广州海军人员成立“湖北转业退伍军人联谊会”，请他任副主席，但联谊会的秘书长柳向前是学运大学生，在他起草的章程竟然有“反对一党专政”的口号，在遭人检举后，柳被捕，而鲍由副师级被降为正团级的“广州海军系统干部休养所政委”。

九三年，鲍参加广州军区情报人员培训，九八年二月被派到香港从事情报工作，以记者身份作掩护，负责搜集香港人对中国驻军的态度、香港民主党几名人物的状况、勘测香港可供军用的地点。

据鲍透露，共军曾研究在台海开战后，如何利用香港，例如，如何在香港部署瞄准台湾的巡弋飞弹（包括小型核弹）？如何使香港成为攻台的补给基地？他表示，大屿山是一个部署导弹的好地方，而军方内部多次研讨的攻台战略，是以导弹和空军为主，海军为辅，这是因为中国海军缺乏航舰，而且制造潜舰能力欠佳。

九九年十月，三名练法轮功的老干部到北京请愿被捕，他因为替三名老干部报销路费，而与老干部一起被扣留十五天；接著，鲍和三十名干休所内的法轮功学员于去年十月一日中国国庆，到北京请愿，又被捕，拘留二十天。

由于他是处级以上党员，又是请愿的组织者，同时又提供十一万元人民币旅费，因此被刑事审判，经过同僚及亲友的援救，才免于刑责，但仍于去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及公职；他替军队经营的度假公司因此倒闭，亏损要他负责；他的妻子因为超生，躲在广西，这时也被发现。

最后促使鲍外逃的原因，则是今年初“天安门文件”在海外出版，中国追查泄密者，鲍在八九学运期间，有一份团以上军官参阅的“方励之刘宾雁言论”文件未上缴，当年负责保管这份文件的部下因此被捕，他意识到这次可能无法幸免，因而决定带著妻儿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