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仅仅对于执政集团内部，能够整合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只有强制权力和既得利益，利益至上成为新世纪的座用铭。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在挖空心思地使现行制度的运行向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倾斜，以便扩大自己的受益范围（起码要保住既得利益），并把成本和风险尽可能转嫁给别人（当然，在中共现行的体制下，风险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一定是社会弱势群体）。当中共把执政后靠绝对权力强制性积累起来的资产（国有资产）瓜分完毕，它的使命即告完成。

　　现在，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方式，应该是执政党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就全面搁置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打压体制内外任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因此，把新旧世纪之交的希望寄于中共的第三代无疑于痴人说梦。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庆典上，第三代非但没有对早应该沈痛反省的历史进行反省，反而仍然沈浸在陈辞滥调的自夸之中，什么"中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有中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和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没有一点点撕下伪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和向人民道歉的诚意。他们对过去的反省是弥天大谎，对未来的展望是自欺欺人。

　　但是，无论中共怎样自我标榜和歪曲历史，在六四血案十二年之后和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中共执政五十年的累累罪恶，已经使其头上的理想义光环暗淡，其"伟大光荣正确"的自夸已经无人相信，它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现--依靠暴力、谎言和利益收买来维持执政地位的犬儒党。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邓还能够用"小康承诺"代替"阶级斗争"来购买民意的支援和人民的沉默，那么现在维系著专制权力的只有刺刀、谎言和用公共资产收买拥护者。要说行贿，现在的执政党才是最大的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行贿，整个国家的所有资产都可以供权贵们监守自盗、收买人心和任意挥霍。五十年庆典过后，有一篇在民间流传很广且众口皆碑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作者李慎之是一位参加过1949年中共执政庆典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老人对中共执政的五十年所制造的一次次骇人听闻的大悲剧进行了极其沈痛的反省，这其中所透露的民意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们深思。更重要的是，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强权伪造历史和造成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种伪造的历史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将彻底窜改和毁灭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只有中共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而没有中共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经济建设的成就掩盖了中国人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权代价。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没有对国共两党在抗战和内战之中的历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从镇反到反右、大跃进的记忆，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文革的记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六四大屠杀的记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一代代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每一次大变革都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毛泽东之所以仍然是民众心目中的伟人，中共在民众中之所以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唯一领导力量，就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执政党对历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标准，而只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为底线。没有还原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其中共五十年的执政真相，没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和讲坛讲述真实的历史，没有诉诸于大众传媒充分地揭示真相。中共不但自己严密封锁历史档案，不进行还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强制性地压制发自民间的对历史的清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不能总是从零开始，不能只让那些经过执政者及其御用史学的精心剪裁的所谓辉煌文明占据心灵的主要空间，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不仅关系到当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健全记忆的未来，以便防止过去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如果我们认真地清理中共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不仅是执政后才变成一个暴力加谎言的党，而且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已经如此了，只不过在它执政后，因为握有了绝对权力而变得肆无忌惮罢了。首先是暴力（这是中共政权的核心支撑）。中共从建党之日起就以崇尚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政党为典范。无论是夺权还是掌权，强权暴力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品质。夺权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仅是对国民党，也是对中共党内。中共的党内清洗之残酷、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史达林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自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从未中断对内的"整风"、"肃反"式的清洗，从"高绕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只是全面大清洗的预演，文革才是党内清洗的登峰造极。我在这里仅就大陆老百姓不甚了解的中共执政前的清洗做简要的例举：1929年，中共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了旨在清党的"十天大会"，结果是学校停办，几百人蒙受冤屈，很多人被捕，一些人自杀或失踪，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十年代，中共先后进行了整肃"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多次肃反运动，仅在肃反中被滥杀的人至少有三万多，蒙冤者无法统计。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被滥杀和被冤枉的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我只能例举一、二，让读者自己去推断了。西北公学有五百多人，仅有二十人不是“抢救”的物件，被“抢救”的特务的比例高达96%；绥师挖出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年龄最小的特务是只有十四岁的女孩刘锦梅，甚至连七岁的孩子都成为抢救的物件。在整风中，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羽翼未丰、只求自保壮大的在野时期发生的！后来通行的审干制度和个人档案制度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的，所有的人必须填写表格，详细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个人的简历以及亲属关系。从此以后，与每个人性命攸关的档案，就一直作为组织控制个人的秘密武器跟随著每一个人。

　　中共执政后的暴力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大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文革，从五十年代末的"六匪?大屠杀到九十年代末的镇压"法轮功"，中共五十年的执政史就是血腥暴力的历史。暴力手段在当今的反腐败和严打之中也是中共的唯一杀手锏。用于暴力镇压的残忍手法，也是从二十年代贯穿到今天：虚构敌人和编织莫须有的罪名，严刑逼供和疲劳审讯，诱骗招供和鼓励"小报告"、诬陷、背对背揭发，树立正反面典型，党小组会的揭发批判和群众大会的揭发批判、游街示众、公审处决和秘密处死，有比例的杀人、逮捕和无法控制的滥杀滥捕……等等。如此野蛮的政党也只能选择一党专制的现代极权主义，决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与之共同分享权力。

　　其次是谎言。满清的垮台后，中国传统的靠血缘关系传递的“家天下”法统随之完结。被迫洞开的国门使西方的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传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中的强国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政权合法性（法统）源于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观。袁世凯时期开了国会，随即的皇权（家天下）复辟导致袁的灭亡。这之后，尽管所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暴力集团的工具，却不得不在外在合法性上冒充人民授权，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不再敢于公开挑战被公认的人民授权的民主原则。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如此，中共亦如此。孙中山制定"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宪政民主化纲领；蒋介石制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也制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与中国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国民党或XX阶级领导的专政国家"的总纲，而后者的《宪法》则非常明确地把"中　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专政"国家写进了总纲，由此在立法上奠定中共　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前者的专制只是渐进宪政民主化过程中的最初秩序基础，其最终目标是宪政民主制度，而后者的民主承诺只是建立一党独裁体制过程中骗取民意支援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极权体制下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中共之所以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赢得民意的支援，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太腐败无能，中共又处于在野的相对弱小的地位，它始终高举著"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吸引不满现状的各路精英，以对抗执政的国民党。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无论对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对无党派的各路精英，都是一种谎言和阴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期，中共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提出要争取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些自由就无法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认为中国的"大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从1940年到1946年，中共所控制的报纸《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发表了近百篇"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要求人民应该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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