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八十年历史和六千四百万名党员的政党，为中国带来重大改变，得到人民衷心支持，不会仿效其他任何政党的演变模式，这话只对了一部分。

　如果以国民党为监，这个有百年以上历史，把中国从帝制带入共和的政党，不也曾拥有大陆、牢控台湾，权高而人众？腐败让她两次丢掉政权，至今在泡沫化边缘挣扎。共产党可曾自其中获取教训？恐怕只有在反民主化、加强控制上得到结论，来防阻新兴政治势力对老大贪腐政权的挑战及取而代之。

　所以，谈什么政治改革、民主远景？仍是在稳住政权的前提下，摸著石头过河，此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如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在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政权日暮途穷时，调几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药来救亡图存，也是摸著石头过河，何曾有把握和长远规划。

　市场经济的药救活了中国，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造就了江泽民的成功，给了共产党政权续命汤，也印证了开放是唯一的道路。但是，邓开了路，江走上了路之后，却未见让国家导入新方向。在对纽约时报的谈话中，即看不到这方面的长远规划。这不禁让人质疑，市场经济既然可以救中国，何以民主自由不能兴中国？而一定要用共产主义保政权的需要来决定改革步调或阻止改革？

　江泽民居然仍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他岂能无视于马克思主义已在出生地遭到彻底弃绝？则他“开放资本家入党”，实际是让已经富起来的太子党就地合法化，用权力和财富来稳固政权，何曾有什么党的改造意义？又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党的新生、政治的重建，看来并不在江泽民的眼下，不过又是摸著石头过河，在稳定统治的思考下，走一步算一步罢了。没有新思维、新方向的江泽民，便至多扮演一个守成稳重的保守性历史角色，要把“伟大”的地位让给未来的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新格局便不会在江的手上打开。

　所以，在对纽约时报的谈话中，他对逮捕华裔学者、镇压法轮功仍振振有词；对共产党专政、八个花瓶政党协商仍津津乐道。而在现实上，阻止一切政治反对力量来保住红色江山，镇压组党、关报社杂志封网站，到“三个代表”入宪入党章，枪杆子仍宣示效忠党而非国家……，都显示江泽民治下，他的权力、共党的统治仍然高于中国人民的利益。

　市场经济的成功，给了江泽民自以为是的条件和威权的傲慢，甚至连制度的、集体的贪腐，这种危及政权的挑战，都能反视为倡廉肃贪的辉煌结果。他竟能允许修改重写李光耀的回忆录、违背承诺删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电视演说，便不会诧异后十年的红色中国，在他的影响力下会是如何自满自傲，将不会有相对于经济进步的政治锐意改革。（世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