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信的作者希望我加入一场子虚乌有的“连锁活动”。信的内容千篇一律，无非是说，你必须按照信中提供的地址，向若干人寄去内容相同的信件和数额不等的金钱。只要你照办了，你将获得巨大的、呈几何数量增长的财富。假如你不照办，极其恐怖的灾祸将立刻降临到你的头上，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信件的行文方式可以说是“柔中带刚”的，既充满着热切的诱惑又是赤裸裸的威胁，既像“好意”的劝说有像居高临下地下命令。它针对人类的两大心理弱点准确地出击：一是贪婪，二是恐惧。它像是撒旦的那张丑恶的面孔，带着嘲弄的神情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每个收信的人。

　　我处理这种匿名信的方式通常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到垃圾箱里。在内心深处，我把它们看成是不值一提的垃圾。信中常常充满这样的可怕的预言：某某人因为不听从信中的命令而遇到车祸丧生，某某人生了重病，某某人的家属也祸不单行等等。还有更为曲折的故事：某人刚开始不相信指令，遭到强盗的洗劫，很快“觉悟”过来，遵照信中的话乖乖地做了以后，立即飞来横财，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还大有收获。我看也不看完就将它们扔掉。我将这些匿名信扔掉已经很久了，我至今仍然健健康康地活着。我的存在让这些信誓旦旦的“预言”落空了。

　　尽管我有充足的勇气面对以上那些丑恶的预言，但是我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行径的邪恶与卑劣。我厌恶它们，却从来没有思索它们背后的意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克里玛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类信件的可怕。它们并非简单的恶作剧——它们是在对人性中善的一面进行肆无忌惮的挑战，它们是在对人性中恶的一面进行厚颜无耻的撩拨。

　　捷克作家克里玛在一篇题为《幸福的处方》的短文中谈到，他也经常收到类似的信件，信件的开头自报的名称是“中国运气”。看来，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被占星术和预言所统治的、神秘不可知的国度。因此，仅仅出现“运气”这个词语，就让西方人联想到“中国”。读到这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里并不好受。而克里玛面对着一封有129个签名的“连环信”，陷入了沉思之中。

　　克里玛认为，这样的信件表明，“实际上我们周围仍然存在着大量迷信的人们。而那些参加这个连锁信件游戏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它并不像最初一瞥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无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愚蠢的、不值得讨论的活动。那个原件的创造者，毫无疑问是个“极端邪恶”的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诈骗金钱，而且是征服他人的心灵。这种邪恶是明目张胆的，无需识别和无需分辨的。但是，有那么多人在这一弱智的邪恶面前低下了头颅，战栗着按照信中的指示行事，并且以自身的行为给后一个加入者增加着一分心理上恐惧的砝码。克里玛愤怒地谴责这类信件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气焰”。这种嚣张的气焰蔑视人类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感，而宣扬明哲保身、对邪恶屈从和下跪。如果屈从于匿名信的要求，那么一扇邪恶的门就开启了，“我真的要相信这种东西吗？如果我这样做，那么我可以相信任何东西。”克里玛说：“这封信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失去了和基本的人类尊严、基本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至少，它意味着这样的人们已不能正当地评价要求他们签署的这封信的意义，这也意味着他们已不能正当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责任。”

　　克里玛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那129个签名者的厌恶之情，把他们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罪犯、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犯罪。然而，一般人却很容易宽恕这些签名者——他们仅仅是因为胆小啊，他们都是一群平庸的可怜人啊，他们也不是有意要去害人啊。不要太苛求他们，原谅他们吧。“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啊。然而，克里玛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深刻地揭示出事情的本质：这些人自愿地加入匿名信作者的行列，去散播一种威胁性的信息，“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更坏和更危险的事：他们赞成这种丑陋的信仰，认为你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便可以在上面签字（尽管仅仅是签名而已）并且把任何东西寄给任何要他相信的人，而省却了核实这种要求的麻烦。”

　　这是一种典型的对邪恶的软弱和顺从，它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后果将是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邻居最终遭到灭顶之灾。它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也将帮助毁灭任何不妥协的信念和坚持不妥协信念的人。

　　人类面对邪恶的时候有两种方式而且也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屈从，一种是毫不妥协。因为人与邪恶一般都是狭路相逢，在屈从和毫不妥协两者之间别无其它的选择。即使是沉默，也是有性质和有倾向的，有的沉默是屈从的沉默，有的沉默则是毫不妥协的沉默。没有真正中性的沉默。因此，有的沉默会导致与邪恶之间的战争，有的沉默则会得到邪恶的赏识和赞许。

　　屈从与毫不妥协位于人类灵魂的两端。屈从可能带来暂时的生存，但结果往往是可耻的：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在充当了邪恶的帮凶的角色之后，在邪恶的压榨与侮辱之下毫无尊严地死去，并遭受后人永久的蔑视和唾骂。相反，毫不妥协有可能导致自身的肉体立即被邪恶所消灭，但是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意志，将像天上的星辰一样，让在黑暗里生长发育的邪恶心惊胆战，让无数后人在深夜里仰望。

　　在一封具有威胁含义的信件面前低头，必然会在纳粹德国的盖世太宝、苏联的克格勃以及文革的恶魔面前低头。充当一封卑劣信件的创始者的帮凶，必然会充当另一些更加庞大、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势力的帮凶。在邪恶的面前，没有中间的状态。我们都别无选择。我很尊敬的一位女作家筱敏，在读了克里玛的文章之后，这样写道：“这种卑劣的游戏在我们这个国度散播了不知多少年代，诸如此类的威胁和恐吓更多得很，却并没有什么人愤而抗议。我们顶多洁身自好，或者像我这样躲闪开来，祈求厄运别沾上自己；也有些人屈从，把那威胁转嫁于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脱，而以为这行为算不得作恶。结果，那子虚乌有的威胁，便通过我们的卑琐懦弱而变得强大。与此同时，我们还亲手培植了一个丑陋的信仰，让一种阴沟里的气味充斥我们生存的空间。”

　　这段文字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很久很久。我每天都闻到自己身边的那种“阴沟里的气味”——即使在中国学术的圣地北大的校园里，在神圣的未名湖边，这种气味也挥之不去。它深入到我们的衣服中、皮肤上和毛孔里，它内化成我们嗅觉的一部分。

　　我开始询问：邪恶究竟是什么？有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告诉我说，邪恶是一头怪兽。是的，邪恶是一头怪兽，但它并非一出世便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刚刚露面的时候，它还很幼稚，很衰弱。但是，当它的对立面显示出懦弱和胆怯的时候，它便开始张牙舞爪起来。对立面的懦弱和胆怯是它成长的催化剂。怪兽饮着殉难者的鲜血一日千里地成长着，在祭台上心满意得地俯视着芸芸众生。而芸芸众生面面相觑，思前思后，最后还是束手就擒了。他们在它的脚下战栗着、膜拜着。他们腿脚发软，不知不觉就跪下了。一个人跪下，成千上万的人就跪下了。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所有人都站起来，他们绝对能够战胜这头怪兽，他们绝对能够争取到自己的自由，他们绝对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是，他们被恐惧淹没了，他们被侥幸迷惑了，他们规规矩矩地等待着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悲惨命运。他们在等待的同时也参与到牺牲者的狂欢之中。当轮到他们自己被邪恶吃掉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吃下了不少同类。

　　没有无辜者。没有纯洁的羔羊。

　　当我面对幸存者们的回忆录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有人说我太不宽容，有人说我应当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原谅幸存者们。

　　可是，我不能。

　　最近我读到周一良老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舒服的感觉时时涌上心头。首先，题目就让人疑惑：何谓“毕竟是书生”？难道用自己是“书生”的身份，就能够换来对自身罪恶的心安理得吗？这位曾经被邪恶所吞没，并且忠实地（而不是心怀二意地）、主动地（而不是半推半就地）为邪恶服务的“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笔调依然是那样轻松愉快，就好像老爷爷给小孙子讲发生在遥远的国度里的故事。而研究宋明理学的陈来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毕竟是书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们要对往事和长者要宽容，不要老去揭那些已经长好的伤疤。陈来教授自然是“大肚能容天下事”，但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容”的，例如邪恶。

　　关于文革后期掀起的儒法斗争，周一良教授当时相当积极地参与进去，为邪恶势力冲锋陷阵，打打杀杀。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以他的智慧，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之服务的是世界上最最邪恶的势力。他不是受骗，他的心里明白得像镜子一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一良教授写下了《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等文章。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他不自觉地表露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几十年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了用场，不免欣然自得。”他的“欣然自得”是真实的，但是20多年以后，我依然看不到他对自己“欣然自得”地与邪恶共舞的经历所作的任何反省。在“四人帮”倒台，“梁效”成员被审查期间，他还“处之泰然”，自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服务于革命路线”难道不是亏心事吗？周一良教授很会替自己开脱，他在书中轻描淡写地表示：“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正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整人、打人，自然良心上就不用承受丝毫的压力了。周老先生的逻辑还是很清楚的——我没有直接地伤害过哪一个人，所以我心安理得。他以“毕竟是书生”五个字刻了一个图章，洋洋得意地说：“这些年来，我阅世渐深，也渐明底蕴，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现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

　　读到这里，那种“阴沟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我恨不得掩起自己的鼻子来。此公倒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很会自己原谅自己。他所谓的“阅世渐深”，也就是对邪恶安之若素，也就是面对邪恶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两只眼全部闭上。于是，他终于被邪恶所宽宥，甚至获得邪恶所颁发的勋章。周老先生振振有辞地说，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装点门面”的事情，而且对他人给予的“无耻之尤”的命名不以为然，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愤怒。对照克里玛的观点，那些在信件上签名的人，不也仅仅是在“装点门面”吗？

　　在我看来，“装点门面”其实是一种“无用之用”，是一种“大用”。它本身所具有的邪恶的程度和它对邪恶的帮忙帮凶帮闲作用，比起那些直接参与迫害人、杀人、打人、骂人的人来，虽无过之但并无不及之处。“老教授”们的意义在于，为“门面”的辉煌提供的“文化”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给狼披上了羊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吃人”的行动，但是他们对狼进行了精心的装扮，让狼在实施“吃人”行动的时候更加具有迷惑性，更加迅捷和凶猛，也就更加具备了一种合理性。所以，老教授们当年的作为是绝对不能原谅的。我们不原谅在《血色黄昏》中残暴地打过人的老鬼，也不原谅参与“梁效”等写作组的教授们。即使周一良先生自己原谅了自己，我们也坚决不原谅他。我们今天原谅了他的恶行，明天也就有可能原谅其他人的恶行，原谅我们自己的恶行，原谅一切的恶行。对恶行的原谅，也就是对善良的犯罪。原谅恶行，就是增加恶行的力量，就是消除善良的力量。恶行，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我们不原谅、不宽容周一良先生，其实是不原谅、不宽容我们自己。谴责他人，首先要做到将心比心、推人及己。我们谁也不敢肯定自己在那个黑暗时代能够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时时刻刻拷问自我的灵魂。否则，对前辈和他人的谴责和批判，很容易变成“站着说话不腰疼”，变成一个伪善的道德至上主义者。没有自省的谴责和批判，一不留神就蜕变为新的独裁、专制和邪恶。这同样是我深深警惕的。

　　文革的血腥气，弥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良知的毁灭，是从一封小小的信件开始的。

　　克里玛深刻地洞见了这一点。那封信，其实就是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象征。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巴京卡在《摆脱克格勃》一书中，细致地分析了这个邪恶的组织如何在苏联社会中发挥着与以上那类信件相似的、当然的要巨大千万倍的作用。他指出，克格勃不仅是一部镇压机器，更重要的是，它对苏联社会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绝大多数苏联公民被迫接受当时的现实，顺从生活的主流，过日子，照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诚心诚意做自己的事情。极权制度的规则就是这样严酷无情：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人们学会了适应这种生活，形成了一些自卫的机制，其中也包括免受自己良心伤害的机制。因为良心也是可以杀人的。认同邪恶以后，正常就被定义为不正常，不正常就被定义为正常。正如巴京卡所说：“学会了适应这个制度而且是由这个制度教育出来的人民，他们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变得极不正常了。”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巴京卡反问道：“现在有谁敢谴责他们呢？而且为什么要谴责他们呢？就连那些无辜牺牲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要活着，也只能是这样生活。”也许，这是一条逃遁之路。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但是，巴京卡又提出更深层次的反问：“‘不要责备别人，自己也不会受责备’吗？或者把这句话反过来说。责人之前应先责己。”应该负责任的是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不仅仅是贝利亚。不仅仅是克格勃分子。应该负责任的是每一个生产谎言的人和接受谎言的人。他指出：“只有当每个人都试图首先弄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那个‘制度’，摆脱过去，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谓“弄清责任”，当然也包括弄清在克里玛所说的那种信件上签过名的责任。

　　巴京卡身在邪恶之中，反戈一击，自然能够击到邪恶的痛处。他写道：“由契卡主义产生的主要罪恶是谎言和暴力的思想体系。”而人民是如何面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呢？既然人人都知道谎言和暴力是罪恶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容许谎言和暴力肆虐如此之久？自由的丧失是因为丧失自由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由没有坚定的信念，允许邪恶戕害自己生活是因为自己的身上也存在着邪恶的因子。那种能够被一封威胁的信件所摧毁的信念，就像是堆砌在沙滩上的房子，美丽而虚弱。坚强只能从我们的内心里生长出来，而不可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来加强。依赖于外在力量的坚强，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便分崩离析。一开始，我们出于某一方面的天性，也许不会为邪恶叫好。当邪恶刚刚侵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会感觉到不舒服，会有本能的排斥。但是，同样是出于我们另一部分的天性，我们会逐渐适应邪恶，并且像依赖麻醉剂一样依赖邪恶。最后，邪恶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同水和空气一样的必须品。甚至没有了邪恶我们就没法生活。

　　苏联社会的致命之处就在于邪恶以“人民”的名义横行，而“人民”绝大多数终身保持一种失语的状态。在群体性的邪恶面前，“一鸣惊人”的仅仅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叶夫图申科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巴京卡回顾说：“全部生活毫无例外是由人民确定的：被欺骗的、轻信的、要求不高的、有耐心的、听话的、酗酒的、天才的、慷慨的和不幸的人民。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每个人自己，然而又是大家一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使自己的生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结果是，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为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取得胜利’获得荣誉证书和一叠叠‘25卢布的钞票’，却没有创造未来。每个人都做了什么。每个人都在生活，在爱，在矿山或农场工作。种花或栽种土豆。或被关在集中营里。晚上在拉手风琴或登台表演……”人类的弱点被邪恶紧紧地抓在手中，丑恶的闹剧以正剧的方式上演着。一匹布是我们每个人奉献出一跟丝线才织成的，一把刀是我们每个人磨一下才磨得如此锋利的，一堵墙是我们每个人添加一块砖头才建筑好的……一个邪恶盛行、专制肆虐的社会，也正是由我们每个人给它加了一把火才越发显得“兴旺发达”的。巴京卡对“我们”的定义惊心动魄，它不再是一个供个体逃逸的宏大的语词，而是一个涵盖每一个个体的职责的语词。它不再是一个缺乏针对性和指向性的模糊的词语，而是一个直接针对和指向每个人的良知良能的词语。它揭示了“你”、“我”、“他”之间的深刻联系——每个人所作的恶，不仅加深了他人的苦难，而且也亲手加剧了自身的苦难。因此，“我们”这种说法不再是庇护所，而是忏悔室。

　　还是回到鲁迅先生的言说上面去吧。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同胞和对自己用了八个字来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其”字，包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和我们每个人在内。谁能够把自己置身“其”外呢？鲁迅深刻地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所所有人，都参与了“人肉的盛宴”。吃人者与被吃者具有可怕的同构性。在鲁迅那里，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问题，不再是一个现实层面的命题，而成为一个具有宗教性的博大情怀。认识到自身的缺陷、自身的黑暗，然后反戈一击，这一击是最有力度的。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忆鲁迅》中写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当史沫特莱于1931年3月间回到上海时，他的中文秘书冯达告诉了他24个青年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被捕遇难的不幸消息。他们于2月21日夜里被提出牢房，强迫自掘坟墓，遭到杀害，有几个惨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个。于是，史沫特莱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鲁迅的书房里，他发现鲁迅面目黝黑，没有梳头，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充满愤恨，令人生畏：“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鲁迅把大意向他说明以后，史沫特莱提出警告，文章如果发表，作者很可能会遭到杀害。鲁迅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今天，辱骂鲁迅已经成为时髦。南京的一帮自称“作家”的小丑们，用许多不堪入目的话诋毁鲁迅。鲁迅并非不可以批评，但是某些玩深沉、玩先锋的青年“作家”，恰恰忘记了鲁迅最可贵的是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的态度。在鲁迅那里，还有一个词语，那就是“必须”。而在今天，我们早就放弃了“必须”。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被毁容的武芳，还有被杀害的曹海鑫，还有肆无忌惮的邪恶，你们为什么不敢面对邪恶，为什么不对那些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猖獗地存在的黑暗势力开火，而去谩骂已经无法回应你们的鲁迅先生？

　　我把这些谩骂的文字扔在一边，重新阅读鲁迅的《写于深夜里》。当时，史沫特莱和茅盾翻译了全文，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一直没有能够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指出：“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文章的开头写道：“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在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出来的更猛烈。”接下去鲁迅提到珂勒惠支的一副名叫《牺牲》的木刻，那是一位面容憔悴、无限哀伤的母亲把垂死的孩子作为贡献交给死神。鲁迅联想到24位被杀害的青年，继续写道：“在中国的过去，一个死囚临刑，照例走完一个过场，准他喊冤枉，让他说无罪，由他骂昏官，听他摆业绩，任他表白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上杀场临刑前，观众会喝彩，他勇敢的死讯会传播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以为这些作法是既野蛮又残酷的，而今我看过去的统治者们让死囚这样作是他们对自己权力满有自信和勇气的证据，让死囚开口的作法多少是含着一点仁慈、一点恩惠。”帝国时代固然黑暗，但是相比之下，现代专制主义者更加凶残、更加邪恶。现代专制主义连一声呻吟都不允许发出，他们要的是屠杀现场绝对的安静。鲁迅偏偏要打破这种比杀人还要残酷的安静，他站了出来直面邪恶：“今天我每听到一个朋友或一个学生的死并且知道了谁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听到他怎么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们杀害的寂寞比当众处死更令人心胆发寒。当我第一次阅读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的时候，就惊异于书中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我看但丁的设想还是过于仁厚的了。他的设想并没有达到今日极平常的残酷的深度。”先生就这样“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是先生对邪恶的决绝的态度。他在深夜里，咳嗽着，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些文字。他咳嗽出了鲜血，他的心也在流血。他被邪恶伤害了，他要复仇，他要回敬邪恶一刀。如果说世界上有文字能够不朽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文字。它们忠实而坚贞地承载着时代的苦难，与无边的邪恶周旋到底。而那些嬉皮笑脸地于邪恶擦肩而过的青年“作家”们，早以忘记了这一切。他们醉醺醺地看着这个世界，然后说：鲁迅已经过时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里，邪恶日盛而善良日衰。如今，这一趋势依然一天比一天更加迅速地发展着。“正不压邪”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一个小学教师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可以强迫学生将一本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买下、装进他们那重得不能再重的书包；一个医生为了十元钱的回扣，可以让病人买一大堆明知对其病症毫无治疗作用、甚至还可能带来负面作用的劣质药品；一个商场的经理为了一百元的回扣，可以大笔一挥买进一箱用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使消费者一口喝死；一个主考官为了一千元的贿赂，可以将一本驾驶执照发给一个从未开过汽车的人手中，使一个“职业杀手”摇摇晃晃地上了公路；一个工程师为了一万元的贿赂，可以把一座桥梁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公司，演出“桥毁人亡”的惨剧；一个高级官员为了十万元的贿赂，可以大肆出卖自己辖区内的官职，让地痞流氓摇身一变当上警察和法官……最近，有一家报纸评出1998年中国的“十大恶人”，其中属于公检法部门的“恶人”就占了四个：驾车撞人致死而逃逸的河南警官张金柱、把小孩抛入水库淹死的山东某地法院副庭长王永强、纵容卖淫并以此换取高额罚款的安徽某第派出所所长林志荣、横行霸道奸淫少女的昆明警察孙小果。著名作家方方在《请为我们解惑》一文中追问：“一个历来在人民心中伸张正义的地方、讲究公正的地方、扬善惩恶的地方，竟自产如此之多的恶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而轰动一时的郑州冤案，更是邪恶猖獗的一个明证。地方恶霸声称200万买一颗人头，果然就买下来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当了邪恶的帮凶，并已经演变成邪恶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院的本质恰恰是邪恶的天敌，当邪恶的天敌与邪恶狼狈为奸的时候，善良还有它的存身之地吗？曹海鑫至今冤魂不散。

　　邪恶何以畅行无阻？邪恶何以由逆流演化成主流？这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我们有意无意地充当着邪恶的同谋。长此以往，我们就把邪恶当作习惯、当作自然、当作生活本来的面貌。如果没有了邪恶、没有了那种“阴沟里的气味”，我们反倒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缺少什么似的。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既缺乏自律（道德秩序），又缺乏他律（法律秩序）。缺乏自律的人没有良心的制约，所以做坏事与做正当事一样的习以为常。缺乏他律的社会对作恶者没有恰当的惩处，所以人们作恶时不怎么担心受法的制裁。经过几十年的对宗教的批判限制和无神论的教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就不信神了，因此不担心此生作恶来世受报应。在这样一个无天罚、无法罚、无心罚的社群里，人们甚么事情都能做得出，因为他们无所畏惧。”邪恶的到来，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内在的精神结构中，有着呼应邪恶的部分，它们像磁石一样互相吸引着。同时，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中，缺乏那种有效地防疫邪恶的机制，邪恶的进入从来都是大摇大摆的，就好像回家一样。最后，在我们的周围和在我们的内心，邪恶像洪水般泛滥着，像白蚁般繁衍着。谁来抵抗它们？谁来反击它们？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的答案是：有。

　　我常常阅读那些不向邪恶妥协的伟大的人们所留下的文字。当沙皇处死5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时，赫尔岑作为一个贵族子弟，参加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庆祝会。30年以后，他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死刑架与庆祝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义与邪恶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刻，这个贵族少年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一束光照亮了他的灵魂。他由制度的受益者变成反叛者，这一转变让他的亲人们瞠目结舌。赫尔岑终身服从于自己当年的誓言，放逐与流亡，都没有动摇一丝一毫。他的一篇篇战斗檄文，让深宫里的沙皇感受到一次次的地震。赫尔岑来自于那个邪恶的群体，他洞悉了他们的秘密，所以他的反戈一击是最有力量的。赫尔岑最终成为苦难的俄罗斯大地上一棵葱茏的大树，向自由的天空伸出他那遒劲的枝桠。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与邪恶毫不妥协的英雄。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放弃了逃生的机会，等待着杀戮的降临。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无耻之徒在讨论他的死是不是白死、如果他逃走是不是更有“价值”。他们“理性”地甚至指责谭嗣同“意气用事”，不以“大局”为重，白白死去，毫无价值。当我看到这些言论时，我不禁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确实比人与狗之间的差别要大。临刑前，谭嗣同在给友人毕永年的信中写道：“诵来札，心痛，几放声大哭，然无可言，引颈而已，亦无济也。”他的“心痛”是痛入骨髓的，那个时代，有几个人能够感受到跟他一样的疼痛呢？他甚至已经不愿意多说什么了，“无可言”超越了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该说的都说完了。谭嗣同早就意识到了“无济”，但他照样要对邪恶表示绝不妥协。他的死，与拯救这个现实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选择死亡也就是对邪恶最后的不妥协。谭嗣同的死亡让邪恶意识到，世间也存在着不为它所折服、所占领、所统治的力量。谭嗣同的死亡让他的同胞意识到，他对他们是怎样地失望、又是怎样地热爱啊。谭嗣同的死亡也让那些杀戮者意识到，他为自己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无比的耻辱，而唯有死亡能够雪掉这种耻辱。谭嗣同的死亡，按照佛的说法，是“乘本愿而出”，是“无我相”。“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在这个时候，被杀戮者就显现出比杀戮者更加巨大的力量来。谭嗣同通过被杀戮，显示了他对杀戮者完全的蔑视，显示了他捍卫自我内在的自由的高贵。在这个时候，伤痕累累的礁石从惊涛骇浪中露出凌厉的头来。

　　我经常在梦中听到赫尔岑和谭嗣同的宣誓，经常被他们决绝的姿态惊醒。醒来后，一个人，在黑暗中。再也睡不着了。

　　我活着，基于同样的信念，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的信念。(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