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评论引述中国著名改革家梁启超在一九○二年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国家的民众要获得新生，首先必须革新本国的小说，使之充满活力。”高行健的获奖小说《灵山》，描述了一个寻根者在追寻人生真谛过程中获得的内心宁静和个性的解放，恰恰与毛泽东提倡的文学准则相反。评论希望此次高行健获得的世界文学最高荣誉，对他的出生地中国也是一种精神拯救。

无疑，高行健的获奖是自由的思想和严肃的文学在中文文化中的胜利。虽然彼岸的故国，有人忿忿不平；有人如丧考妣；有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高行健的创作理念，势必对大陆文坛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这就是“精神拯救”的实质。

事实上，当今的大陆文坛，已全无“纯文学”可言。就在官方及一些文人拼命贬低高行健的文学造诣时，《天津日报》刊登一篇报道，暴露出当今大陆文学没落的一面。该文说，在历届全国书市上，文学类图书都是主将，然而近一两届，文学书却成了阿斗，扶也扶不起来。该文透露，多年来，纯文学图书，只有靠炒作才能创造一些销售佳绩。过去为了“文学复兴”，搬来大批知名作家，但还是屡战屡败。这一届，能来的作家都来了，可也是形同梦游，就像孩子辈似的。

把作家形容为“孩子辈”还算是客气的，《作品与争鸣》有篇随感录，题为《“文化破鞋”说》，这位文人“堕落”到为十只啤酒杯在盛暑苦熬八个半小时，最后感慨：名妓苏三让王金龙花费了三万六千两银子，自己够不上“文化妓女”的级别，只能算个“破鞋”，人家肯光顾就感恩不尽了。

大陆文学堕落到“破鞋”的地步，原因是什么？从《北京文学》的困境可以看出个中原因。今年九月初是《北京文学》创刊五十周年，但愁云惨雾笼罩着该杂志社，据称现在是《北京文学》五十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文学编辑除了编稿子，还要挖空心思搞策划、搞炒作。如今办文学刊物不再是香饽饽，而是成了人见人怕的苦差事。为什么“经济那么发展，《北京文学》却穷死了？”有作家分析，文学刊物败落，主要是读者对它不感兴趣，作为纯文学的人文价值，比如正义、和平、同情、仁爱等美好品质受到很大伤害。

从大陆纯文学的困境和危机，不禁想到诺奖评委对高行健的评价：“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与戏剧打开新路。”千禧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可不可以这样说：当高行健作品在故国土地上自由出版发行之际，也就是大陆实行民主自由之日。(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