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表现说明他们不但没有良心发现，而且他们那种以我为重的作风似乎还会继续胀大，直到爆破。

以我为重的作风明显见于中国作家协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批评，作协认为高行健的得奖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作协更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作协指摘啼笑皆非

对共产党稍为认识的人都知道，自从毛泽东在一九四○年的文艺座谈会订下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之后，共产党对文学的态度就只有收和放的分别，为政治服务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作协却指摘人家不是按文学角度评选，自己是和尚（虽然打伞），却骂人家是秃驴，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文学为政治服务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一样，只要作家和评论者掌握了文学的解释权，不难将原有的主客关系颠倒过来。问题是文学在国内并没有独立的地位，纯粹追求形式的作品便往往被批评脱离现实、消极、空洞等。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PerryLink教授撰写的《TheUseofLiterature:LifeintheSocialistChineseLiterarySystem》便指出，在国内文学普遍被视为一种教化的手段，这点本来无可厚非，真正的问题是在共党领导的眼中，文学只是领导跟群众沟通的一种方式，即是说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则是领导所倡议的政治。最后结果是文学为领导服务。

作家面对很大压力

不是说国内的文学就只有歌功颂德，视乎领导的政治需要，文学的尺度有收和放的分别；作家的生存之道首先要看清楚风向，或像天文台一样预测政治气候的转变。作者指出中国不像苏联没有一个正式审查文学的部门，而是直接由出版单位的党委负责，党干部通常出任主席或副主席，他们通常都是外行，但意见通常被接纳，因为他们更通晓上头的意向。

作者指出中国的作家面对的压力比苏联时代的作家还要大，因为后者起码清楚知道何者可以出版，何者必定被禁。中国的情况却只能尽在不言中，即使领导间中开腔作了讲话也不能作准，一旦遇到具体案例，领导层的作风总比公开讲话时保守。因此，即使高行健不是为了政治理由出走，他的举动依然是对一个不仁的政权构成威胁。(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