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说，这种对于信仰的恐惧已经反映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面临宣传机器的攻击和对法轮功弟子的逮捕，法轮功运动的广泛性和韧性超过了两年前的想像。在信仰面前江泽民政府已失去了它的权威。尽管法轮功大师现在已经是美国居民，但它从根源到实际作法都具有中国的特点。

但天主教圣徒却完全可以被描写成为邪恶的外国传教士及其中国上当者。仇外情绪是反对西方宗教的现成武器。

的确，基督教传教活动，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是同西方帝国主义、通商港口和中国的屈辱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商人和政府代表同传教士很少有共同之处，传教士往往是忍受困苦甚至死亡为中国带来基督、学校和公共卫生。

但在义和拳时期，他们都是被作为西方扩张主义对待。反对外国人和反对基督教的义和拳运动在1900年被帝国主义镇压。多数新圣徒都是被义和拳杀死的，义和拳后来被看作爱国主义运动。

对于册封这么多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受害者，有些天主教徒质疑梵蒂冈的智慧。但根据中国的宣传，基督教烈士不仅是帝国主义特务，他们本人也非常邪恶。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把St. 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1900)说成是在举行婚礼之前非礼新娘的系列强奸犯和向贫穷农民借款的高利贷商。 新华社还说，St. Auguste Chapdeleine (1814-56)雇用匪徒传播福音。其它的新圣徒包括走私者，中国文物贸易商等等。梵蒂冈封圣调查人员可能对于圣徒和其它罪人过份宽容，但他们居然会忽视这么多罪恶？

伊斯兰教没有教皇，但也受到中国政府攻击。中国使用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等西方和俄罗斯最容易接受的说法煽动反穆斯林情绪。

但在中国和车臣一样，那些说法实际上都是误导。中国新疆的土耳其人（维吾尔）在新疆安放炸弹，反对汉族向他们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地方移民，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而不是激进的伊斯兰教。但对于北京来说，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汉族和维吾尔之间的深刻矛盾。

北京的问题并不局限在宗教或精神方面。领导层担心的是随着共产主义鸦片失效，各种信仰都会侵蚀它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