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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殇：“借”宝者诸侯 窃壶者诛
古成
【人民报消息】文物本是民族历史的宝贵遗产与文化符号，承载著丰富的社会与文明发展历程，而文物藏馆更应是一个国家的文明圣殿与文化道场，然而在中共治下，文物却成了权力者们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攫取的猎物，博物馆更是权力、政治与人性贪婪交织的名利场。
近日，南京博物院馆（以下简称南博）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流失一事，揭开了中共文物馆藏领域的龌龊黑幕。这幅估价高达8800万元的珍品，本是1959年近现代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庞增和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的137件（套）“虚斋旧藏”文物之一，却鬼使神差流落入私人之手。
庞莱臣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金融家和实业家，被誉为民国四大收藏家之一。 庞家世代书香，庞莱臣一生致力于文化保护，即使在战乱年代，也倾力守护藏品。五六十年代，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庞氏家族当然属于中共革命对象，因此庞家被迫“主动”向国家捐献文物。
后来，其后人庞叔令发现当年捐赠的137套文物中有5件消失了，其中就有仇英的《江南春》，然在2025年北京一场艺术拍卖预展中，《江南春》画卷赫然再现，引发轩然大波。南博回应称，该画于1960年代经专家鉴定为“伪作”，并在1990年代依法定程序“划拨与调剂”处理，并于2001年以区区6800元转让给一位署名“顾客”的买家。
但庞叔令质疑，为何伪作能以天价拍卖？馆藏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即使是仿制品也有收藏价值，而且理应告知或退回捐赠者，为何南博多年来一直装聋作哑？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南博的信任危机，并引爆了更多黑幕。
近期，南博退休职工郭礼典网路实名举报前副院长徐湖平，指控其在任期间大规糢盗窃、倒卖甚至走私数千件国家级文物，包括撕毁抗战时期封条，擅自取出珍贵藏品，并行贿高层官员作为保护伞。指控称徐湖平涉嫌将部分书画赠送给江苏高官，如前检察院院长和一些老领导，以换取庇护。丑闻曝光后引发网路一边倒的谴责和批评，中共在强大舆情压力下，快速成立了国家和省级两级调查组，日前，徐湖平已被官方抓走。但网友们推测，徐湖平恐成权力牺牲品，背后真正的中共大佬，无人能撼动。
回溯历史，中共高层官员“借走”文物据为己有的案例比比皆是。康生酷爱文物，这位大人物，以“借阅”名义从文物保管单位攫取大量珍宝，且常常有借无还，将国宝据为私有。据记载，康生搜刮的文物包括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明清书画，甚至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上盖上自己的印章。
江青亦不遑多让，她与康生联手，在文革中从抄家物资中挑选珍品。中共中央1980年文件明确指出，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趁火打劫，从查抄物资和文物单位藏品中攫取珍贵文物和图书。这些高层人物，以权谋私，将公器化为私囊，堪称“借宝者诸侯”的典范。
1990年，康生掠夺的文物在故宫“内部展览”，公众才知其规糢之巨。文革后，这种一借不还的明借实抢行为在地方高官中蔚然成风。例如，在南京博物院，部分省委领导凭借权力随意借阅名贵字画，即便时任院长姚迁认真记录并反复催要，也难以收回，姚迁1984年自缢身亡。高层官员视国家文物为私有，借宝者逍遥，催还者反遭打击。这些事件并非个案，而是中共权力体系中化公为私的常态。借“研究”或“保护”之名，官员们将国宝纳入私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在战乱中对文物的爱护与保护，堪称感人肺腑的时代史诗。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蒋介石将北京故宫文物经五次惊险迁移运送至台湾，总计运送38万件珍宝与30万件古籍，历尽艰辛。押运人员如庄严、那志良临危受命，以身护宝。庄严一家随文物迁徙，妻儿在安顺窑洞一住就是五年，吃石子拌麦壳的“八宝饭”。文物安全抵台后，蒋介石夫妇视文物如子，每周视察台北故宫，翻阅古籍，确保安全。这些珍宝因赴台而免遭大陆文革浩劫，保存完整，而北京故宫则“有馆无宝”。蒋介石的远见与押运者的牺牲，彰显中华英雄儿女们真正的爱宝护宝精神，与中共官员的掠夺与贪婪形成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中共打著保护文物的旗号，对普通草民往往草菅人命。紫砂泰斗专家顾景舟一生致力于壶艺，其作品价值连城。1990年，顾景舟与蒋蓉的多件代表作在展览中被盗，案发后，嫌疑人被抓，是某陶瓷厂的两名小青年，他们因赌博欠债，铤而走险。中共抓捕后要判两人死刑。
顾景舟一下子失眠了，他不忍见年轻人为壶丧命，76岁的顾老夜不能寐，他想，壶已经追回来了，何至于死罪？如果还缺什么壶，他愿意以老迈之身，哪怕日夜抟壶，也无愿无悔。他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给两个年轻人悔过的机会。
之后，他找到领导，恳请对盗壶者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当时中共正值所谓严打的政治运动期间，顾景舟愿望落空了。他还不放弃，又写了一份请愿书，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顾某之壶，无非抟泥小技；蒙社会错爱，略有虚名。纵使壶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普天之下，生命最为宝贵，若以顾某之壶，夺年轻之命，则顾某寝食难安。还请政府给他们悔过机会，浪子回头，迷途知返，生命为重。”
但请愿书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顾景舟忧虑成疾，病倒了，那两个小青年，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得知后，他长叹一口气，说：“我的壶作孽了。”
顾景舟紫砂壶失窃事件，对比当下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流出事件，一个是窃宝者身份卑微，纵是当事人亲自出马求情也无济于事，中共照样杀无赦、草菅人命。另一个是“借”宝者诸侯，高层借宝者安然无恙，文物流失却无人问责。
两则故事演绎了中共治理下的文物之殇，更折射出中共的反人类本质。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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