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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殤：「借」寶者諸侯 竊壺者誅
古成
【人民報消息】文物本是民族歷史的寶貴遺產與文化符號，承載著豐富的社會與文明發展歷程，而文物藏館更應是一個國家的文明聖殿與文化道場，然而在中共治下，文物卻成了權力者們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攫取的獵物，博物館更是權力、政治與人性貪婪交織的名利場。
近日，南京博物院館（以下簡稱南博）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流失一事，揭開了中共文物館藏領域的齷齪黑幕。這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珍品，本是1959年近現代收藏家龐萊臣後人龐增和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的137件（套）「虛齋舊藏」文物之一，卻鬼使神差流落入私人之手。
龐萊臣是近現代中國著名的書畫收藏家、金融家和實業家，被譽為民國四大收藏家之一。 龐家世代書香，龐萊臣一生致力於文化保護，即使在戰亂年代，也傾力守護藏品。五六十年代，中共搞各種政治運動，龐氏家族當然屬於中共革命對象，因此龐家被迫「主動」向國家捐獻文物。
後來，其後人龐叔令發現當年捐贈的137套文物中有5件消失了，其中就有仇英的《江南春》，然在2025年北京一場藝術拍賣預展中，《江南春》畫卷赫然再現，引發軒然大波。南博回應稱，該畫於1960年代經專家鑒定為「偽作」，並在1990年代依法定程序「劃撥與調劑」處理，並於2001年以區區6800元轉讓給一位署名「顧客」的買家。
但龐叔令質疑，為何偽作能以天價拍賣？館藏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即使是仿制品也有收藏價值，而且理應告知或退回捐贈者，為何南博多年來一直裝聾作啞？事件引發了公眾對南博的信任危機，並引爆了更多黑幕。
近期，南博退休職工郭禮典網路實名舉報前副院長徐湖平，指控其在任期間大規糢盜竊、倒賣甚至走私數千件國家級文物，包括撕毀抗戰時期封條，擅自取出珍貴藏品，並行賄高層官員作為保護傘。指控稱徐湖平涉嫌將部分書畫贈送給江蘇高官，如前檢察院院長和一些老領導，以換取庇護。醜聞曝光後引發網路一邊倒的譴責和批評，中共在強大輿情壓力下，快速成立了國家和省級兩級調查組，日前，徐湖平已被官方抓走。但網友們推測，徐湖平恐成權力犧牲品，背後真正的中共大佬，無人能撼動。
回溯歷史，中共高層官員「借走」文物據為己有的案例比比皆是。康生酷愛文物，這位大人物，以「借閱」名義從文物保管單位攫取大量珍寶，且常常有借無還，將國寶據為私有。據記載，康生搜刮的文物包括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明清書畫，甚至在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上蓋上自己的印章。
江青亦不遑多讓，她與康生聯手，在文革中從抄家物資中挑選珍品。中共中央1980年文件明確指出，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一夥趁火打劫，從查抄物資和文物單位藏品中攫取珍貴文物和圖書。這些高層人物，以權謀私，將公器化為私囊，堪稱「借寶者諸侯」的典範。
1990年，康生掠奪的文物在故宮「內部展覽」，公眾才知其規糢之巨。文革後，這種一借不還的明借實搶行為在地方高官中蔚然成風。例如，在南京博物院，部分省委領導憑借權力隨意借閱名貴字畫，即便時任院長姚遷認真記錄並反複催要，也難以收回，姚遷1984年自縊身亡。高層官員視國家文物為私有，借寶者逍遙，催還者反遭打擊。這些事件並非個案，而是中共權力體系中化公為私的常態。借「研究」或「保護」之名，官員們將國寶納入私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蔣介石在戰亂中對文物的愛護與保護，堪稱感人肺腑的時代史詩。從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蔣介石將北京故宮文物經五次驚險遷移運送至臺灣，總計運送38萬件珍寶與30萬件古籍，歷盡艱辛。押運人員如莊嚴、那志良臨危受命，以身護寶。莊嚴一家隨文物遷徙，妻兒在安順窯洞一住就是五年，吃石子拌麥殼的「八寶飯」。文物安全抵臺後，蔣介石夫婦視文物如子，每周視察臺北故宮，翻閱古籍，確保安全。這些珍寶因赴臺而免遭大陸文革浩劫，保存完整，而北京故宮則「有館無寶」。蔣介石的遠見與押運者的犧牲，彰顯中華英雄兒女們真正的愛寶護寶精神，與中共官員的掠奪與貪婪形成天壤之別。
另一方面，中共打著保護文物的旗號，對普通草民往往草菅人命。紫砂泰鬥專家顧景舟一生致力於壺藝，其作品價值連城。1990年，顧景舟與蔣蓉的多件代表作在展覽中被盜，案發後，嫌疑人被抓，是某陶瓷廠的兩名小青年，他們因賭博欠債，鋌而走險。中共抓捕後要判兩人死刑。
顧景舟一下子失眠了，他不忍見年輕人為壺喪命，76歲的顧老夜不能寐，他想，壺已經追回來了，何至於死罪？如果還缺甚麼壺，他願意以老邁之身，哪怕日夜摶壺，也無願無悔。他覺得無論如何，應該給兩個年輕人悔過的機會。
之後，他找到領導，懇請對盜壺者網開一面，從輕發落，但當時中共正值所謂嚴打的政治運動期間，顧景舟願望落空了。他還不放棄，又寫了一份請願書，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顧某之壺，無非摶泥小技；蒙社會錯愛，略有虛名。縱使壺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普天之下，生命最為寶貴，若以顧某之壺，奪年輕之命，則顧某寢食難安。還請政府給他們悔過機會，浪子回頭，迷途知返，生命為重。」
但請願書寄出之後如石沉大海，顧景舟憂慮成疾，病倒了，那兩個小青年，一個死刑，一個死緩。得知後，他長嘆一口氣，說：「我的壺作孽了。」
顧景舟紫砂壺失竊事件，對比當下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流出事件，一個是竊寶者身份卑微，縱是當事人親自出馬求情也無濟於事，中共照樣殺無赦、草菅人命。另一個是「借」寶者諸侯，高層借寶者安然無恙，文物流失卻無人問責。
兩則故事演繹了中共治理下的文物之殤，更折射出中共的反人類本質。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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