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前说的天花乱坠，建政后让人民必须服服贴贴。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中国有句讥讽的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言外之意，说一套、做一套。

1999年，笔名为笑蜀的陈敏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诺不加任何修饰、一字不改的整理成书，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但书出版了之后，立即被自诩「伟光正」的党紧急回收，送进造纸厂变成纸浆。

为什么自己曾做出庄严的承诺，却在夺取政权后害怕做历史的回忆呢？

就连届时已经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万里先生都没见过这些「庄严承诺」。当秘书费力找到这本书时，万里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之后困惑的问：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

秘书坦承，这些都是中共在国民政府当政时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只是中共达到目地，非法建政后，就把这些自己曾经万遍亿遍说过的虚伪谎言化成了纸浆。

一个翻墙帖子写道：养一头猪的饲料费，每月需要350元，养一条狗的狗粮费，每月需要 250元，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养老金 150元，知道什么叫猪狗不如吗？

如果把「伟光正」建政前后的承诺、誓言、社论和宣传资料摆放在一起看，尤其是通过亲身的经历，就会鉴定出中共是个彻头彻尾毁灭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邪党。

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编者：笑蜀

● 奴隶的语言

作者 芦蕻

在暴君的眼里，奴隶们不过是「能够说话的工具」。然而，说话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凭着说话，奴隶们不仅会倾诉出对暴君的愤恨，而且会使同命运的奴隶们由散沙变成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赖着皮鞭和枪刺，暴君更使奴隶们变成了无声的羊群。
……

锤打着坚强的石块，一定会迸裂出火花；敲钻着结实的木头，一定会腾冒起烟气。除非是击打着散沙碎石，才会迎手碎落，无声无息。皮鞭、枪刺下虽然会产生一些歌颂「主上天威、天王圣明」的大小奴才们；但更重要的是奴隶们必定生长出憎恶和愤恨。皮鞭可以敲击得奴隶们无声，但它决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长。淫虐使得大多数奴隶们学会了「衷悲而疾视」。皮鞭、枪刺暂时巩固了暴君的统治，但它又得到「教聪明了奴隶们」的结果。

虽然是「工具」，奴隶们毕竟还能够言语；枪刺下固然不允许大声疾呼，但奴隶们却学会了嗫嚅而道。虽然，声音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微弱，但奴隶们毕竟不甘于忍受无声的耻辱了。这声音将会慰借着受难者的创伤，吐露出对喝血者的嫉恶，激励起复仇的愿望的。

正象岩石下的种籽，虽然被阻塞，被压抑，但它终于弯弯曲曲，从石缝里成长起来，从岩石的重压、荆棘的轧栎中间，让幼芽迎向阳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会盘根错节地生长得更结实，更茁壮，能够忍耐严霜，承受风雨，尽管它没有□赎ゼ□漯□颡獐侔A丽引人、逗人怜爱，然而它是值得夸耀的，因为它曾经和岩石和荆棘战斗过来。岩石虽然带着要压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溃和风化的将不是盘根错节的树枝，而是专横顽固的岩石。

虽然是弯弯曲曲，树木终于会从岩石的重压下生长起来；虽然是微弱、低沉，奴隶们终于吐出了心中的愤恨；当奴隶们由嗫嚅而出变成了大声疾呼，由低徊的估倾到群众的呼啸，枪刺将阻止不住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们的命运也就是终结的时候了。

征高卢、灭庞培，恺撒该就算喑呜叱咤的「英雄」吧！但独夫之旁毕竟还有勃鲁脱司那样的人物；枭雄如恺撒，始终还继续不了他的统治，在他的尸体旁边，奴隶们早已就发出过钢铁的巨响了：「我们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压迫已经终结。不要耽误，赶快把这公布到全罗马的各处！」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 读书与自由

几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无须说明这是一个纯洁的热血青年，他对现在的某些不大开明的学校，很发了一阵感慨（我不敢名之为牢骚），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越过越难了。青年的路子越过越窄了，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这且不说，青年人吃点苦原算不得什么；但最苦恼的是：住在学校里没有读书的自由，怀着一腔热血，满心想爱国，希望替国家民族真正做点事情，然而却又无行动的自由，到这里青年们似乎实在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战呀，不忍一口气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乎苦闷，苦闷之余，便觉感慨横生了。

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发点议论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们，素以「读书救国」论者自居的，竟不准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某某报看不得呀，某某书包含着「危险思想」呀，学生应该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呀，真罗嗦得够呛。试问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够自□□狙恁A他还来进学校干吗？难道单是晓得了课本上的那点知识就够了吗？学生进学校不是为了来求知的么？

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的，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固然不能读；即使连看文艺小说也觉有些「不稳」了。真是白昼见鬼，岂不令人笑掉牙齿！

读书固可贵，自由尤为可贵。我们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学校里有自由读书的自由。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所谓读书，当然要把汉奸书报除外，凡系抗战书报均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噫欤！今之世，难矣哉！

──《新华日报》1940年4月7日

● 论「天真无邪」

作者 李普

有人这样说：「据说苍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都战栗了。」苍颉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去管他。单说现在吧。中国人最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这倒是确确实实的；否则，不会有人这么惧怕。

但是，据说「仍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最自由国家之一」。这句话却很费解。幸而随即就发现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给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据说，有一个军营，「他们的言论是很自由的。」何以见得呢？「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好了，秘密就在这里。

「天真无邪」是好字眼，年纪大的人常用这几个字来称赞无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于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就带了开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轻人对于长者，下属对于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个奴才敢对他的主子说「你的言论是天真无邪的」□陧H没有，没有这样大胆的奴才。由此可见，这四个字和「言论自由」或「批评政府」之类连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无邪」者于我无损也。惟其幼稚，所以于我无碍，那么你说吧，我给你这个自由。

这位先生恐怕我们不相信，特地从那些壁报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资证明。文曰：「某排士兵夜晚睡觉，其脚臭气熏天。连床者问曰：为何老不洗脚？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现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脚？」

事实上上面并没有这种命令，用这位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军营命令服从之类的轻微嘲讽，并非真正三月一洗脚。」于是某先生赞曰：「然而这也是标准的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丫！

呜呼，这真是「最自由国家之一」！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 沙漠化的愿望

田家英①

法兰西灭亡以后，我们曾读到I·爱伦堡的几篇通讯。去年《文摘》译载过《法国怎样灭亡的》，其中有一段记述着战后法国文化统制的情形：国际作家协会会刊《和平与自由》被禁止了；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审评；报章文艺副刊均明令取消；书店多停了业，剩下的只能出几册《历史》之类的东西；「法国统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嚣化为喑哑，把文化的原野化为沙漠……」。这末后两句，真说着了历来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干」。圣君之治「非以明民，将以愚民」的信条，看来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着的了。最适于被牵着鼻子，任人指定谁是他的友敌，导引该走去的方向，是必须使下民们存在在愚顽无知、浑浑沌沌之中，而这也就必须消灭一切新的声音，统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年来努力实现着的「沙漠化」的愿望，也已经有了它的政绩。今年一月八号的《新蜀报》，记载着重庆书业的情形：……新书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着原来的形象之外，其余的都改变了面目，原是充满了有关于抗战的读物的书架，而今却都是《家》，《春》，《恋爱三部曲》，《胡适文存》等战前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数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了，明显地含着抗战意义的刊物或成本的书籍，则寥寥无几……

至于旧书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书，出租的旧书……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旧小说……(志渊：《文化的堕落性》)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的了。荒凉，冷落，这说明大后方的文化界还剩了些什么。

不过，中国的官家比之法国，却也有些不同，不那样直率，讲方式，多奇谋，所以同样是沙漠化的愿望，同一是焚图书，禁刊物，封书店，逼作者，但我们这里就还有许多排场，言行也极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过「建设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虽然提高了稿费，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则根本没有写处；加给小学教员几元津贴，偏要说得和人类文化前进如何有关。拆穿看来，这终于不免是一场笑话。

也还有移尸诈骗的方法。对于文化荒凉，我们还不时能够听到一点「愤愤不平」的声音。譬如去年《中央日报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来，据说：「国家养『士』，而『士』何曾对得住国家？……战前作家们叫过『国防文学』，民族战争，抗战后那里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这真令人拍案叫绝的。仇头落地而手套不污，绞杀了文化，还做稳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笔杆的文人，则在一顿奚落、几声感叹里，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补者。

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虫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鹤的君子，还做定可以飞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们就还有不少指定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这些人之成为名流，并非有文，大多是因为开会。文协有他，文化界动员大会有他，一切文化活动莫不有他。人们也就不能不公认此文人也，实则多是挂了招牌，并无货色，不过出卖人头的探子而已。当然也有几个能文的贵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时发一点匡时之论。这是一种偷进花园和小姐相会的，化为小生的丑脚，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装接吻，看久了，不过使人连真接吻也厌恶罢了。此外，那些说今天是「战国时代」，写着艺术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们，也都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谈「梦的现象」，既不包藏政治阴谋，也无关于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其实是连毛孔里都满藏毒箭，正在向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放射过去。

自然不易射死，于是还需要哗啦一番。种种专事造谣的小报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苏」；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鲁迅陈年老帐；或骂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闻》的一篇《周末闲谈》。作者说：「提起那些自命为『前进』的文人，就使我们咬定牙根。」从这些中间真使我们听到了切齿的声音。

然而，咬牙并非解决问题。「自命为『前进』的文人」还拥有大量读者，压迫到不能用笔，也还是留着一张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务日报》上就发表过《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计划书》，说是要「放款」了，只要来是不愁丰衣足食的，但以后就不再听到了下落。这是很自然的，箪食壶浆弗得即死，而「嗟来」与之犹且不受，何况恩威并济，盛气凌人，去领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劳而获的寒士。证据是：去年「文化奖助金」据称已经发了，但我们至今没有读到受奖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猎犬的狺狺，并不为看客欢迎。书刊已经不少，指定派订也已经用尽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销，照理可以风行天下了吧，但事实并不如此。人语是被抑杀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见得就能够传播开去。

一方面没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坛的凋萎这就成了必然。有骨气的出版家多停了业，存在的则无书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战前的作品。官办的书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义文学体系」，但就连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这使得一种以介绍新书为主的《读书通讯》，到今年就不能不变为谈英语、论诗词的刊物。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了，无从评起。

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却绝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么办法呢？坑不尽焚不绝的是大众的愿望。曾经被「战国」派教授们赞赏过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诗」，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毁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创造却无法格杀，这是连秦始皇也头痛的事，何况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国就还有用结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为大量青年所爱戴，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从吞吐含蓄中间传达着中国人民正如何受难、如何挣扎又如何成长──这就是反沙漠化的愿望。

尽管迫害，尽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远大的去路。我们还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反沙漠化的愿望的实现，而疾视屠杀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着人骨的明枪暗箭的奴子。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时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员。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 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中大通讯）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多。

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

杨先生从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形就会更好些了。」

文艺不只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象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的现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

俄国文学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争取民主」。

最后杨先生更特别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腊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

「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就在这里结束。同学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863截到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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