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德为基础，「民主」正在被恶势力钻空子！

【人民报消息】2006年12月28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轰动，因此一炮打红。不知道俞可平的人是有的，但他们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 ◎ 2015年底，俞可平提出六条政治学公理 2015年底，俞可平提出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从2006年底到2015年底，时间跨度虽然只有9年，但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本质上不同了。反人类的「太上皇」江泽民与决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是背道而驰的。 2015年10月28日，已担任14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宣布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辞职后的12月3日晚，俞可平在北京大学公开演讲，结合官场现状，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并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这倒不一定，这六条政治学公理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天理，违背天理才会受到惩罚。 再者，如果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个年代，俞可平同时发表这六条政治学公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会比较衔接。当时是胡锦涛当政，但他是一个儿皇帝，真正的权力在江系人马手里，而江泽民是反人类的。 那么，俞可平2015年提到的这六条政治学公理是什么呢？1、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2、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3、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效果测试不能走同一管道；4、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5、下属权利原则；6、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个人「理性」。 俞可平对这六条政治学公理还做了解释，俞可平说的第一点是：「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因为现在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个官职是谁给的，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谁的。也许一些工作单位是这个情况，或亲戚朋友的圈子里有这个情况，但中共国的国情不是这样。 咱们就拿十八大来说，从2012年11月习近平任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2013年3月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为什么后来习在一些部委头上另立小组，自任组长？就是因为那些下级不但不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办事，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习指挥不了这些听命于江泽民的高级官员，无奈只好让那些部门高位截瘫。这些官员为什么对习近平没有言听计从，而把江泽民当成保护伞呢？因为跟着江当贪官污吏可高枕无忧，江更高枕无忧。 江泽民2002年11月十六大被迫卸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2004年9月十六大四中全会被迫卸任军委主席，但是到了2013年3月两会，胡锦涛连任的10年任期都完成了，江的实权还没有丧失，还想继续做习近平的「太上皇」。 我们看到升任谁为上将或部长，都是胡锦涛签署命令的，那么为什么这些高官没有对胡言听计从，而且还明里暗里挤兑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江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而胡锦涛不愿意。你以为当年20多岁的宋祖英愿意与自己爷爷辈儿的癞蛤蟆皮蹭皮哪，伸手一摸疙疙瘩瘩？是因为江泽民有权势，能让她想干嘛就能干嘛，都是钱权名利闹的。 俞可平说「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不是这样的。在中共国，这个上级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得允许和提倡手下的人个个成「贪官」，手下的才言听计从。在美国，竞选时总统候选人说的天花乱坠，执政时几乎没有一个兑现竞选誓言。 习近平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要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果被很多人骂。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痛恨习近平呢？因为一恢复中华民族的神传文化，中国共产党就无立锥之地了，这些家伙就玩不了歪的邪的了。 作为学者，俞可平不能站在一楼看景，这样会与当今世界、当今中国脱节。若站在百层楼上看景，思维一定不会还在「民主是个好东西」那里。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能体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当整个人类的道德全面下滑，人类的道德标准也在相应下滑时，再执著的说要「民主」，那就会被邪恶势力钻空子。其实现在已经在钻空子。 俞可平说的第三点「上面官员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因为中共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是个普遍问题。农民工当全国人大副主席就是在趟这条路了。 至于说「权力须受到制衡，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这个听起来有道理，但是「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做起来有难度。就算你拿摄像头24个小时对着党官们，摄像机也有坏了的时候。所以这是治标。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形成封闭的环，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告诉炎黄子孙善恶有报是真实存在的。都听明白了，坚持与自己过不去的人会越来越少，社会也就越来越安定了，也就不需要强制的「形成封闭的环」。 俞可平说的「下属权利原则」其实是平均主义，有「共产主义」大锅饭味道。 这段是这样说的：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作为公民，大家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中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就没有保障「下属权利原则」。 俞可平是1959年7月中共建政近10年时出生的，一生下来就在党文化里泡着。所以不知道平均主义是没有的，从开天辟地就没有。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道德」银行，在另外空间，只是人自己看不见，做了好事就得到「德」，做了坏事就减少「德」。据说没「德」的乞丐连要饭都要不着，因为要来的饭也要用「德」去交换。 「作为公民，大家的权利是平等的」，这是人说的。实质上大家的权利就应该是不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生命中「德」的多少不一样，交换来的利益不可能一样。那些硬抢利益的坏人，例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人都死的死了，坐牢的坐牢。这就是老辈人说的现世报。作为一般人，得来的福份也得自己去挣。坏人拼命争取，就能和好人一样得到同样的好处？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这不符合天理。 俞可平说的最后一点是「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个人『理性』」。俞可平说，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俞可平表示，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如果不从内心去约束自己，不明白自己做不道德的事会损害自己以及自己的亲属子女，不明白干坏事会使自己和家人在经济或健康方面受损，甚至会失去生命，那么国家的制度设计的再完美，对官员的「理性」规范的再细节和完善也无用。 所以，俞可平盘点的几条官场政治学公理，用天理一衡量，就看到问题了。我们这里没有批评俞可平的意思，因为这是党文化造成的。 ◎党文化编造的历史不是传统文化 2013年12月14日晚，俞可平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以《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主义》为题公开演讲。报导说，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主义文化和体制，提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流毒的惟一途径。 俞可平引用党文化笔下的朱元璋、和珅、胡雪岩等例子来论述中国古代历史，说：「官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形态」。其实他所看到的书中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那样。是党的需要才给捏成这样。 2016年2月19日，财新网发表了专栏作家俞可平的一篇文章《官本主义是现实，民本主义是理想》。 俞可平说，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文章说，「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数千年，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他认为，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荣誉体系、分配体系、礼仪体系、特权体系和价值体系。从社会统治的整体来说，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 他认为，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民本主义则是对抗专制主义的政治理想。官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不二法门。 这种分析与传统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交叉点。我们只能说，这是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学者，在党文化编造出来的历史中，寻找救中国的方法。心是好的，但不对症下药。原因是不知道中国的病根儿是什么。中国的病根儿是什么？道德堕落，人离神越来越远。 现在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干，就什么不可思议的灾害都会来，出门就可能遇到车祸出人命，可是他们不知道是自己做了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才发生的。这是人最大的悲哀。 近几十年来，不要说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就是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的人也寥寥无几。 那么，以无神论为基础，以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推理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古代皇帝是什么样，忿忿不平凭什么皇家要世袭，认为古代是专制（后面还给加上「主义」），认为应该推翻，认为应该民选、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 传统的西方民族文化，也保存着英国等国的皇室，他们的皇位是世袭的，谁能降生到皇家，都是有原因的，都是神意。 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者、学者们，倘若你们相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神传文化，那么你们的心会越来越宽、越来越有智慧，你们的路也一定会越走越宽。因为有神，才会有这一切。△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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