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陸的村官們分爲兩類，一類是緊跟鄉政府、充當「檔中央」的附庸，這佔絕大多數。隨着經濟的發展，村長的權利和能支配的財富越來越多，如承包土地的劃分，各種財物的分配，特別是土地徵收時，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村委會決定賣給誰，得來的錢大多進了村幹部的腰包。爲了換取個人利益，村長往往會配合縣市更高一級官員的要求，靠犧牲村民利益來換取村幹部個人的好處。

另一類就是極少數堅守良知、不願站在村民對立面的人。不過現實中這樣的村長當不長，一旦他們帶頭想保衛自己的家園和土地，強徵者就會利用公權力加以鎮壓。近年來因上訪而被抓、被打、被判刑的數不勝數。比如《新紀元》週刊前不久報導的廣西北海虎頭村民選村長許坤，就被北海市以莫須有的「非法經營罪」逮捕。

全國能像寨橋村民那樣堅持選出能代表自己的村子也不多，如今大陸村長選舉，早已成爲暴力加誘惑，威脅與小恩小惠相結合的產物。很多投靠縣鄉官僚集團的人，爲了能被選爲村長，動用了黑社會的打砸搶和送禮賄選等多種行爲，不少村幹部用送錢送禮的方式，挨家挨戶拉選票，或用各種空頭承諾來騙取選票，對於那些「不吃軟」的農民，候選人就用武力加以威脅。

比如2003年中國以獨立候選人當選市人大代表的第一位農民呂邦列，2002年11月在競選寶月村村主任時，儘管得票最高，當選的卻是村黨支部書記呂萬科。大陸農村這樣的選舉黑幕很多，因爲負責選舉的都是上級政府派來的，弄虛作假的司空見慣。

呂邦列不服，在市政府門前絕食五天也沒討回公道。後來他帶頭提出罷免貪污的呂萬科，遭呂萬科手下人的暴打，住院43天，引來兩千村民的憤慨，最後才罷免了村主任。不過當選爲村長的呂邦列上臺後的日子也非常難過。由於「村帳、鎮管」的財務制度以及四位上屆留下來的村委會成員的不配合，使呂邦列陷入152萬村債務的爛泥灘中無法脫身，最後不得不辭職。

帶領村民起來反抗的村長沒了，是否農村反抗就沒有領頭羊呢？這也未必。如今大陸湧現出大批不是村長的農民領袖，如陝西榆林三岔灣的高拉定、四川自貢的劉正有、黑龍江佳木斯富錦的楊春林、湖南農民倪明等。面對官民戰爭中極不對稱的狼羊對抗，正如何清漣在〈被剝奪者不會永遠是「零的集合」〉中指出，數以上億計的失地農民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零的集合」，歷史將會在合適的時機在這些堆積的零的前頭加上一個「1」。

轉自【新紀元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