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的甕安事件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事件。在此之前，民間抗暴大多數以希望政府或中共中央主持公道爲特徵，因此我們才看到中共武警在用裝甲車鎮壓了汕尾村民後，死者的家屬跪在武警的面前希望討回屍首。而甕安事件則有三個鮮明的特徵：第一、民衆以火燒縣公安局大樓的形式表達了對中共當局的徹底反抗；第二、網絡上90%以上網民的支持表現出全國人民對中共的不滿；第三、中共出於對奧運會面子的考慮，撤銷了當地縣委書記和公安局長的職務，在民意壓力面前迅速拋出基層官員作爲替罪羊。

接下來的「楊佳殺警事件」，則是又一次網絡民意的集中表達，新浪網上87%的人支持楊佳，並奉上「快刀楊大俠」的稱號。「鄧玉嬌事件」、「綠壩事件」和 「石首事件」相繼發生時，中共退縮與鎮壓並舉，也表現出這個邪惡政權死不改悔的頑固。

同時我們也看到，無論多麼成規模的抗爭也都會招致中共調集更大規模的暴力予以撲滅，除了可能會拿出一些錢來安撫苦主，撤銷某個基層的官員以平息民憤外，中共對於抗爭者的逮捕和鎮壓也極其嚴厲和殘酷。

由此我們就面臨着一個無法打破的循環。由於民衆的抗爭，即使中共作出讓步，也是以確保中共的統治爲前提的。而中共統治註定了它會不斷製造類似汕尾、甕安、鄧玉嬌之類的事件。民衆是否會因此而對苦難和不公感到習慣和麻木，是否還會永遠對每個個案保持熱情，這都是一個未知之數，也是中共所希望的——在抗爭和鎮壓之間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正因爲民衆能夠抽出精力關注的個案永遠是少數的，大多數的中共惡行於是就可以悄然進行了。

我們需要看到，民間抗暴活動的普遍和不斷升級與「九評」的廣傳有很大關係。正因爲民衆掙脫了對中共的恐懼，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才有了與中共的直接對抗。然而，在另一方面，抗爭中的民衆忘記了一個把「三退」作爲一個最重要的旗幟打出來，這給了中共苟延殘喘的機會。

民間維權如果走「石首」的抗暴之路，由於人羣的集中，中共也便於集中兵力予以鎮壓。而「鄧玉嬌事件」迫使中共做出讓步的假姿態，則是全國各地「週末散步」 的壓力所致。「綠壩」的緩行，也是因爲抗爭者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網民。可以想像，如果類似「石首」的事件能在十個地方同時發生，中共的鎮壓機器就很可能會失靈。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同時在許多地方發生抗暴事件並非沒有可能，且可能性越來越大。但是等待這樣的事情發生不如促成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爲民衆會在等待的過程中遭受許多不必要的痛苦。

不妨設想一下，大陸參與「三退」的民衆已經有5600萬之多，這個人羣分佈在全國各地。在他們決定退出中共的時候，已經說明了他們樂見中共的解體。當 87%的網民支持「快刀楊大俠」時，民間一面倒地反對中共的格局已經形成。此時，如果抗暴者將「三退」街頭化（既然已經可以用磚頭與武警或警察對攻，就更不應缺乏打出「三退」標語的勇氣），比如打出「石首人民集體退黨，解體中共萬惡之源」類的標語，則可能會迅速引起全國各地民衆的響應，特別是國際社會的關注。一旦「三退」在全國的響應如「聲援鄧玉嬌」或「反對綠壩」一樣普及，加上國際社會的矚目，中共的末日就已經到了。此時中共已無能力像鎮壓天安門的學生或甕安、石首的民衆那樣動用武力，又不可能拿出錢來收買全國的民衆，它就失去了所有應變的退路。

「三退」是一場和平、理性，代價最小的解體中共之路，也是中國和平轉型的最佳道路。如我在2006年2月14日發表的針對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絕食維權運動的文章《對絕食維權運動的四個預言》之結尾所說：維權運動需要向廣度發展：告訴更多的人了解和參與這一運動；更重要的是，這一運動必須向深度上發展：傳九評、促三退，幫助中國人擺脫共產邪教，重獲新生。維權運動如果能與「九評」「退黨」有效結合，則會將其性質從弱者向強者的抗議，昇華爲正義對邪惡的宣判。

（原標題：全民抗暴 推動「三退」街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