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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十年前的今天，4月25日，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天，上万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震惊了世界。三个月后，中共最高当局开始了对这一修炼群体的血腥镇压。对很多人来说，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逐步看清。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这件事情的对今天的影响之一：被称为中国革命两杆子中的笔杆子，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悄悄的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中共对信仰团体和政治异见者的镇压由几十年一贯的大批判退缩到了完全不敢公开的特务统治。 对打击对象的大批判原本是中共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中共建政后所进行的所有政治运动，无论打击的对象是反右运动中的知识阶层，还是党内斗争中的高岗、饶漱石，是桃园经验中的“四不清”干部，还是文革中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无一不是舆论先行大批判开道。就连“共产主义阵营 ”内部争夺正统名分和领导权的斗争都没有例外。 失去功能的笔杆子 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显然是中共最后一次全面使用批判的武器。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动用了所掌握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这个宣传攻势在头两个月是最高潮。由于“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预期目标完全没有达到，中共当局不知所措，宣传一度失去目标、方向和势头。直到 2001年，中共利用精心策划的天安门自焚案再次组织进攻。这一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是“重新组织”了“高压宣传、暴力和洗脑转化”三个方面的力量。在2001年全年的再次“批判”高潮过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失去了动力。此后，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当局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其他信仰团体和非中共的宗教团体的打压，基本放弃了几十年屡试不爽的“胡搅蛮缠讲歪理”的做法，代之以秘密抓捕、秘密审判和黑帮打手的“公然不讲理”的下三滥手法。 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过程中发生的，分析这一过程当可看出中共今天的败局其实早在当年就已定了。 连儿女都说服不了的理论 中共所面对的困境首先是理论的贫乏。1999年已经是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失败，从当年占据欧洲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退缩到三四个国家的窘况，共产主义理论也早已彻底崩溃。中共的理论“权威”们，只有重复老祖宗陈词滥调的胆量和水平，连儿女都说服不了。反法轮功的“大批判”不仅没有了文革时“两报一刊社论 ”的势头，也没有了1989年4-26社论时“捍卫社会主义” 的高调。用于“批判”的工具包括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反邪教”、反“伪科学”、反“封建迷信”等乌合之众。这些东西，连使用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更不要说要面对的是坚定的信仰了。 自相矛盾的“战友”队伍 而临时拼凑出的使用“批判武器”的队伍则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到不信神信中共的官方宗教组织，从专门整人打棍子从不搞科研的“科学家”到一脑子浆糊的劳教所警察，从肉麻吹捧“中国各宗教之间无冲突是因为有了无神论的中共领导”的道教协会会长到信誓旦旦的要用“科学战胜愚昧” 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互不兼容、自相矛盾的理论和队伍，只能在配合专政工具短时间内将对手彻底打垮的情况下起作用，时间越长，漏洞越多，最后就成为讽刺笑话。不止一次，在“高级别”的批判会上，被一部份发言者猛烈批判的内容，正是坐在同一边准备发言的同一战壕“战友”用来装门面的信仰。当然，说者和听者都不觉得是冒犯，毕竟在党徽、道袍和袈裟下跳动的是同样的“红心”。 中共面对的第二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是无法打垮对手的坚定信仰。持续的“大批判”是一把双刃剑。中共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民众对它的恐惧心理。历次政治运动除了打击要打击的对象外，对普通民众加强“中共不可战胜”的虚幻假象至关重要。任何迫害镇压民众的行动，时间并不站在中共一边，拖得越久对中共越不利。连续几年的“大批判”，当然会扭曲民众的观念，造成对被迫害者的误解甚至莫名的仇恨，但也会使人产生对中共镇压机器作用的怀疑，并在事实上释出了被迫害者没有屈服、还在顽强抵抗的信息，这个信息又会对其他被迫害团体起到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这样，当局就在“批”还是“不批”这个问题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批”，让人看到这么多年都没能得到原计划“三个月解决”的结果，凸显当局无能；“不批”，眼看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的“真相资料”而放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束手无策，还是凸显当局无能。 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如何给了中共“批判的武器”最后致命一击等，因为篇幅有限，拟另写专文讨论。 不敢见人的另一杆子 中共两杆子中的笔杆子本来有两个功能，一是进攻性的“大批判”，一是防御性的撒谎掩盖。失去了批判武器的中共，其笔杆子的功能就只剩下撒谎掩盖那一半。这就是最近整顿出版报刊市场、禁书、禁言、禁报导等一系列收紧言论做法的由来。另一方面，就是悄悄的使用另一杆子的暴力机器。一段时间以来，对不受中共直接操纵的民间团体、个人采用的手段都是如此。其表现包括抓人不敢通知家属，开庭不敢公布时间，上诉不敢通知律师，警察扮成土匪打人，而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则变成“和反华势力相勾结”，连法庭判决书都成了“国家机密”。当局对郑怡春、杜导斌、张林、陈光诚、力虹、池建伟、严正学、曹东、高智晟等人的抓捕、判刑都是使用的这种操作方式，这是中共统治方式向地下转型的实例。 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公然的执法犯法，从来就不是统治强大稳固的表现。放着现成的法律不用，而以那些不敢公布的“红头文件”来作依据，只能说明统治者的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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