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理性 高度自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当天，上万法轮功群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而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事实上，如果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的在一边闲聊。

执勤的警察在闲聊。（注意群众身后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红色围墙）

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红色围墙）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秩序井然：

“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这样的人群，在当时的中国，在今天的中国，都显得如此不同凡响。国际社会事后也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引起了中共的嫉恨：中共认为，他们的背后一定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这样做一定怀有政治企图。

的确，信奉无神论、绝对唯物主义的中共，无法理解有信仰的人真实的想法。对于修炼人来说，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作为个人其实并没有怨言、也不仇恨谁。作为有信仰的人，不论怎么样都相信天理公道不灭。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做错了，错的太离谱了，错到连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压制，如果一个国家连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许，那修炼人也有责任告之，不要一错再错，因为修炼人讲劝善。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经历了中共的历次政治斗争，经历了“六四 ”，也清楚中共的残暴声名。虽然最后中共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这个选择改变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改变不了人世间的公道。可是不管是什么党，不管是什么人当政，作为法轮功学员只希望其了解真相，从而作出理智的选择，善的选择，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无意改变社会，但是作为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益无害的。

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抱着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访的，希望它最终作出善的选择。讲究现实的人，可能会把这些修炼人的坦荡当作天真。其实，因为修炼人要看淡的正是人世间的名利，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怕失去什么，才能坦坦荡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但是对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来说，对于习惯了各种政治手腕，习惯了用利益可以收买和诱惑、用压力可以胁迫人放弃原则的人来说，这些修炼人的行为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信奉斗争哲学的中共，认定这样高度协调、高度自律的人群，即使没有政治企图，也可能被潜在敌人利用而挑战中共政权。

与政府和平对话

四•二五上访人群分布示意图。（“人”字表示人群所在位置））

据公安部内部的人说，“四•二五”事发的前三天，公安部门已经掌握讯息并密切监控，却知情不报，甘愿事后被批评。又据报导，事发后有人请求何祚庥发表评论，何说：目前不去评论，因为不想打乱整个部署（五/5/99电子《明报》）。

据当事人证实，一开始，学员们是在府右街附近集结（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后来，几位武警来告诉学员说：这里不安全，那里不行等等。从而在武警人员的引领下，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分为两路，人越来越多了，南北约两公里长的府右街，南口站到了长安街，北口和西安门大街交叉向东快到北海，向西也望不到头。

二十五日清晨六点多，一位目击者来到府右街北口，发现警察已堵在进入中南海的路口。不久出现了一幕惊人之事：警察先把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从马路东口引到西口；然后又指挥着队伍，由北向南缓缓地向中南海西门行进；同时，另一队正由南向北一路而来。两行队伍在警察的指挥下正好在中南海西门相遇会合成一队。据各媒体的报导，汇集人数大约有万名以上。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当年荷兰媒体的报导时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大忍之行，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四•二五事件在当天的和平解决，开创了中共建政五十年来，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不少人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一位在美国生物科技公司从事研究的华人夏一阳听闻此事后表示，“中国这个民族他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他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

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却有一个人暴跳如雷，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小人妒嫉 指鹿为马

众所周知，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既不是因为有什么治国的才能，也不是因为有深厚的党内资历或人脉，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在中共凭出生、讲资历的传统中，江的上台，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上台后江泽民也深知，党、政、军中有一大批资历和才能都远胜于他的中共高干，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德、无才又无资历的政治投机者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在江上台的同时，胡锦涛已被指定为江的接班人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共内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政治环境中，江泽民的投机背景和身处的奇特政治环境使其虽然身处高位，却时刻担心自己权位不保。对权力的偏执以及由此发展的对失去权位的极端恐惧，助长了江的妒嫉心理。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国内外的广受欢迎，以及由此体现出道德上的强大凝聚力，让离心离德的江泽民感到极为妒嫉和恐惧；同时，四•二五上访事件的和平结局，使得国际媒体聚焦于当事人朱镕基，这也令当时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江泽民倍感尴尬和恼恨。强烈的妒嫉和恐惧使江泽民失去了理智。

按照中共的传统，巩固领导者地位和清除异己的最佳手段，一向是政治运动。这次江泽民看到了毫无政治攻击能力和政治倾向的法轮功修炼群众，一群以真善忍为核心的和平的民间修炼团体，似乎是斗争对象非常合适的候选者：他计划发动一场打击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来强迫全党表态，看看谁在此时会站在他自己这边，这和赵高以“指鹿为马”来考验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方法是一样的。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据《江泽民文选》，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这封信随后被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众所周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共来说，是从来都不愿、也不敢放松的“阵地”。应该说，江泽民把与政治无缘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描绘成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确实摸准了“党”的脉搏。所以，当这封信明确提出了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来“战胜”法轮功，政治局中其他常委的“党性”便提醒他们，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个人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

为了确保在政治局中推动这场计划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江泽民于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讲话，该讲话于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中办发电 [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江在讲话中说：“我们党……有二百五十万人民军队，有六千多万党员，有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却让‘法轮功’这样的问题冒了出来”，江认为，“显然，”法轮功创始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

就这样，尽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江泽民还是极力把法轮功描绘成有“海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危险”政治团体，这样就可以轻易使任何党内反对者因为惧怕承担“亡党”的帽子而闭口不言，而且发动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个人决定也具有了特别意义――如果江的决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那么无疑他将在党内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江泽民相信，不出三个月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江泽民盘算，一旦这次毫无风险的迫害成功，从此自己就可以在党内享有傲人的政治资本。

流氓权术 “阳谋”遗臭

在四•二五过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谈话，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也表明四•二五是合法的上访。

四•二五事件两个月后的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功派。

同时，大陆党政机关传达江泽民的讲话，规定“共产党员一律不准炼法轮功”。据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报导，当时中共山东省官员在六月下旬就称两办公告是「缓兵之计」。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掩耳盗铃，和中共前党魁毛在五十年代整肃知识份子时发动“反右”迫害时臭名昭著的所谓“阳谋”如出一辙。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就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当代盖世太保“六一零”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即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三天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罗干、丁关根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央党政各部委。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其下设的常设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其设立时间又叫“六一零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属于党务部门。

由于党务部门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顺，二零零零年九月，由国务院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名义上属政府部门，其实和党委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就是“六一零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中途几经调整、加强、改名，至今仍拥有超级权力，可以支配巨额专项资金，管辖范围扩大到不信仰共产党的教会、其他宗教信仰团体和气功组织。虽然“六一零办公室”能在早期的新闻报道中见到，但并不见于中共中央一级公开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件。其存在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

按照法律常识，如果真的存在公民违法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司法和执法机构处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超越于公检法的“六一零”系统，如同文革期间的各级革委会、或者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其目的是便于江泽民、罗干等能够超越法律权限，直接有效调动镇压机器为自己服务。

图穷匕现露狰狞

至此，中共经过几十年经验积累的镇压机器已经准备启动，并随时可以调用十三亿纳税人的庞大国家资源。一场由江泽民发动，旨在铲除法轮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全部准备就绪。

回顾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上访的前前后后，我们看到了“中南海上访事件”，虽然是一个导火索，成为日后中共大规模迫害的借口，但是江泽民决心铲除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却完全出于维持个人的权威和极端的妒嫉心理。另一方面，法轮功的“真善忍”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阴暗和邪恶，令中共不能容忍；而罗干等一批政治小丑，在这期间起到了煽风点火和催化的作用，最终使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与江泽民一拍即合。

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国门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连中共高官们自己都不相信。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形势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危机感，这时候中共唯一可以聚拢党徒的手段就是腐败，人们愿意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员，仅仅是因为可以由此而得到物质上的现实利益。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其实莫过于这个社会道德的崩溃，这不仅体现在腐败遍及全社会，甚至连昔日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也无法保持清廉，也体现在黄色产业的泛滥，为了经济利益而造成环境资源的无度挥霍与污染，有毒、有害、伪劣的商品横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彻底失掉了诚信，人心冷漠而不敢彼此关心。不论经济怎样发展，要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都将是万般艰难，因为在道德崩溃的社会里人们看不到希望：当好人、讲真话、讲诚信只能自己吃亏。法轮功的传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机、一个希望。

一九九九年的中南海上访，让许多人初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让许多人，特别是饱经政治沧桑，对麻木的民族性失望的人看到了希望。法轮功如浊世的清流，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民众参与修炼。这也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

二零零四年底，由《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评价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结语

江泽民在七月十九日的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二十日全国展开逮捕法轮功学员行动。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发动中共镇压机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在红头文件层层传达之后，一亿被划为“一小撮”另类的普通百姓，一夜间就失去了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和自由，而全国各地的人们从此便被迫进行所谓“拥护”和“ 响应”。这种情形对于经历过历次中共政治斗争的人也许并不陌生。有经验的人们预料，在这样铺天盖地迫害狂飙中，法轮功修炼团体也许最多能坚持三个月，而最终仍会被中共的专制杀人机器而吞噬。

然而，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法轮功修炼团体三个月后仍然没有屈服，三年后没有倒下、十年后也没有倒下。“ 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有如莲花的温和高洁，却又如梅花般坚毅不拔，在十年的漫漫严寒中傲雪挺立。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世无争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因为中共的打压而被推向国际舞台，十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的讲真相、不屈的反迫害也赢得全世界所有关注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如今，从中国大陆到台湾，从亚洲的日本、韩国到欧洲的瑞典、比利时，从非洲大陆的南非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到处都是对正义的呼声和对迫害的谴责。四•二五中南海大上访，见证了中共的阴险与狡诈，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坦荡与和平，也呼唤着人世的良知和道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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