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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5月3日到19日，香港三位著名电台烽烟（叩应）主持突然先后辞职。他们是郑经翰、黄毓民和李鹏飞。李鹏飞是郑经翰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的替身，刚上任几天就辞职，当时他的身份还是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同时也辞去这个职务。 郑、黄辞职时，暗示妻女受威胁，李则说压力太大。对他们的辞职，香港社会议论纷纷，一般认为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威胁，但是亲共人士与被中共收买的传媒就制造议论，说他们是个人行为，或新旧交替、或因为债务而逃跑等等。立法会请他们到立法会说明原因，郑、黄以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拒绝，李鹏飞则同意，并于5月27日详述事件经过。大致两个原因，一是大陆“通天”朋友声称有高官要见他，使他备受压力（当天出版的“壹周刊”说此高官是主管香港事务的江泽民亲信曾庆红）；二是一位他不认得的陈姓中国官员深夜打电话到他家里，深赞他的太太如何贤淑，女儿如何漂亮，一个素昧生平的人说这些话，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他立即辞去主持职务。在他讲话以前，那个做冒牌巴黎领带的金利来老板、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就挖苦李鹏飞主持节目只是为了赚几个钱而已，李立即反驳他主持“风波里的茶杯”收入全部捐给慈善事业。 李鹏飞是怎样一个人，我在这里介绍，然后读者再去看他的讲话和问答全文，自己对事件做出结论。因为他讲话后，民主派和民间为之震惊，并对李的勇气折服，但是中共报章与被收买的新闻界人士则声称他“自己吓自己”，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则发表声明说，从来没有要李鹏飞封咪。 李鹏飞是山东人，1940年生，在上海长大，幼时来香港。在中共决定收回香港时，他在同记者私下谈话中就透露在上海就读小学时，曾被组织参观枪毙人。就凭这点，恐怕对他后来的一生有重大影响，既对共产党的残暴有畏惧心，但是也不能埋没自己的良心。他在香港读完中学，到美国读大学，回香港在美资企业企业工作。1979年得当时港督麦理浩赏识而委任为最年轻的立法局议员。在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后，他同李柱铭等组织香港才俊团访问北京，了解中国与反映香港情况。回来后，双李分道扬镳，李鹏飞在建制内走港英路线，李柱铭则组织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 不久，李鹏飞又有一次北京“神秘之旅”，几天后回来精神恍惚。事后逐渐有消息传出，说他在旅馆里两天没有人理他，正在惶恐之时，当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接见了他。凌云说了些甚么没有人知道，相信无非要他“爱国”之类，天知道有没有恐吓成份。之后，李鹏飞从“亲英”转向“中立”，但在关键时候会“亲共”，例如大亚湾建核电厂事，香港的政制发展道路等。 由于李鹏飞的童年经验与长期受西方文化教育，更重要的也许是良心未泯，他后来担任立法局首席议员与行政局首席议员后，摇摆在亲英与亲共之间，走中间路线。90年代初组织商界人士成立“启联”，后来转成自由党。 工商界人士为赚钱而亲北京，但是自由党走中间路线，所以后来中共另起炉灶成立真正亲共的商人组织“港进联”。自由党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同其他商人期望不必投入直选而凭中共赏识以小圈子选举进入立法会不同，他们也主张参加直选，李鹏飞以党主席身份带头参选，但是在1998年的直选中落选，他也负起责任辞去党主席职务。（这点可比连战、宋楚瑜有担当，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 李鹏飞以前被认为是李嘉诚的政治代理人，现在还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不愁没有饭吃。但是基于使命感，他开始主持电台的烽烟节目，议论时政，以他对香港政治的熟悉，加上在政坛练就的老练、圆滑，加上他北方人的爽直性格，因此他的节目也受欢迎，以前也代过郑经翰主持节目。相信他在节目中比较多的倾听群众的呼声，所以言论就引起中共的不满。 当年因为统战的需要，他被钦定为人大代表，但是因为不完全听话，所以去年的小圈子选举中，中联办做票要除掉他，事机不密被泄露出来，才被迫停手。七一大游行后，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两次责问他身为人民代表怎么可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这不是不打自招的承认人大是橡皮图章吗？去年8月香港人大代表访问内蒙古时，他就被中共高层官员教训了一顿，相信这也是他不愿意被中共官员召见的原因之一。 从李鹏飞的讲话中，我们似乎也嗅出北京对香港的态度存在“两个司令部”，这将使香港更陷于混乱中。而香港新闻界的困境，也从中可以体会出来。 下面是李鹏飞的讲话与问答的全文，从香港报章上下载。 《李鹏飞立法会讲话全文》 离开了立法会6年，要返来就要去直选，真系想不到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返来。 我今日来到立法会，并非自己的意愿，我当然知道我要尊重各位议员的邀请，我不能不来，有些事情本来我不想讲，但是我亦知道在议事堂绝对不能讲大话，有些有关中国领导阶层与我的对话，请各位议员理解，我要遵守诺言，我是不会讲出来的。今日来并非要令到有些议员头痕，亦不是甚么「爆猛料」，只是有关我停止做《风波里的茶杯》的事实陈述，各位议员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去年访内蒙 曾被领导人教训◆ 当商业电台蔡东豪与梁文道邀请我出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郑经翰会在5月初离开这个节目，他们希望我可以出任主持至9月底，我当时的回应是要考虑。其实，我是回想起去年8月初，港区人大外访内蒙时，我被中国领导人教训过，虽然在内蒙有单独见面详谈，但记忆犹新。 在今年3月北京开人大会议期间，我与我相交多年的北京朋友们共进晚餐，他们相告有些人对我身为港区人大代表，又出任时事节目主持人很有意见，虽然我与他们相识很久，他们确认我在香港过渡时对香港前途的关注，以及在最重要的时候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不少人仍然对我主持节目意见多多，尤其是《风波里的茶杯》。 我坦诚对这些朋友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都应该知道，我对民主政制的立场，我认为民主政制是最公开、最公平、最公义和最公正的制度，香港要尽早实施民主，在香港市民要求有民主的境况下，我希望中央政府尽快制定出普选时间表，香港人要有目标，政党要有准备，这样才可以共同努力为香港长期安定繁荣作出贡献。 ◆主持《茶杯》 内地友劝大局为重◆ 我的内地朋友仍然不时要求我要以大局为重，支援特区政府一切的政策与施政，分歧就在此中间产生了，所以，今次在我接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之前，我向内地的朋友表达了这个邀请。 我趁乔晓阳副主任来深圳开会时，透过人大秘书处人士，向吴邦国委员长查问我身为港区人大代表，与节目主持人的身份，是否有冲突与矛盾？因为前两次的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清楚，而今次得回来的答复亦很清楚，没有任何冲突与矛盾，我有一位内地的朋友更认为，我主持这个节目较郑经翰更为合适，因为我不会谩骂，只会以事论事。 在5月3日主持节目之后几日，我这位内地朋友又再次约我见面，但我拒绝了，因为他说是想谈论我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的事，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我的立场很清晰，没甚么可以再谈；我的内地朋友说∶「以我们十多年的交情，难道连朋友都无得做吗？」 ◆《中国日报》点名狠批 违人大角色◆ 我这位内地的朋友并不是一般的普通朋友，他在香港过渡之前，曾安排我往中南海与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见面；在过渡前，我这位朋友亦曾要求我，安排中央官员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香港秘密见面，会面之后，陈太去北京访问。在陈太提出请辞之后，我当时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我亦被内地的朋友请求我回香港，向陈太查问会否参选第二届特区行政长官。 我不会亦不可能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字，我只是想引证给各位议员知道，我这位朋友与我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抛出一句「连朋友都无得做吗？」我只好答应再与他见面，在会面中，我一再表示我得到中央很清晰的信息，就是当港区人大代表与当烽烟节目主持人，是没有冲突和矛盾的，他说内地有些人士想与我再见面，我再次拒绝，我说我不希望任何人与我谈论应该如何去做节目，并且回谢他们的关心。 我与这位朋友相交多年，我深知他一定会更进一步安排在北京的领导阶层与我见面，因为他曾经多次提过安排去见新一代的领导人，但是我说我在香港已经不参政，没有理由去和他们见面。 各位议员，你们都知道英文《中国日报》刊登点名文章来狠批我，说我言论踩过界，违反本身人大的角色，对这篇文章，我亦向中方官员查问过，得到的回应这只是读者来函，但我知道已经发生甚么事了。最近，我收到强烈的中央信息，英文《中国日报》那两篇文章不是中央的意思，我有足够的理据相信这是事实。 ◆前中方官员来电 称妻贤淑女漂亮◆ 5月18日晚上10时30分，我收到一位自称是前中方官员陈先生的电话，他说现在已经退休是一位客席教授，他说我们多年未见，现在他身在香港，有事想找我谈谈。他表示，在多年前，有一次参加一个时装表演，那次的大会司仪就是我的女儿，我与太太也是座上客，他说坐在我太太旁边，他说我太太很贤淑，还说我女儿很漂亮，英文很流利，他对她们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听了他说这些话以后，我就问他来电是不是想说我太太与女儿的事！我说太夜了，明早要做《风波里的茶杯》节目，究竟你有甚么话想说？他说他知道我做节目，他一场来到香港，就是想找我谈谈。其实，我对这位陈先生没有任何印象，亦不可以单凭他在电话中的对话，就知道他是不是前中方官员，他当然知道我是《风波里的茶杯》的主持人，但是他为甚么要约见我呢？讲完电话之后，我在考虑除了我内地有密切关系的朋友之外，我相信陆续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谈谈，我到底能够拒绝几多次？我又是否可以推却甚么层次的人都不见呢？他们想约见我肯定想影响我做节目主持，以前已有这种经验。去年7月前后，当我暂代《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时，已有多位人士向我表示不满，甚至要我改变做主持人的风格。 ◆不欲改风格 决辞任主持◆ 这夜经过很多小时的详尽考虑，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论如何做节目的事，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我做节目主持人的风格，如果改变就对不起商台同香港的听众，所以，我决定辞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这也是我请辞的主要原因。当然，我有其他要考虑的因素，但那些都是次要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讲得好，讲得对∶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是我国古人留给后代的治家格言，家和需要有沟通、有理解、有包容，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主持人在北京。 我想请问为甚么在这议事堂中，有好多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议员，他们没有回乡证，不能去祖国看看国家的发展情况，或者去北京沟通呢？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到底理不理解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理不理解到民主并非港独？理不理解到香港人想投票选我们的领导人？ 中国有句古语「丞相肚里可撑船」，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难道不能包容不同的声音，甚至谩骂，邓小平不是讲过中国共产党不怕人骂，中国共产党是骂不倒的吗？现在香港出现了自从1978年我参政以来，从未见过的严重社会分化，我希望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办到，正如刘延东部长所讲「家和万事兴」，并非采取「非友即敌」的斗争手法，最终会搞到「家散人亡」。 中国官员跟我说现在可以返去做《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我不想一而再、再而三碰到同样的遭遇，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如何做节目，如果系，我情愿不做。 最后，我希望向传媒的朋友说几句话∶我参政时间比较长，有很多位在十多二十年前还是从前记者的朋友，有些是我亲密战友张鉴泉的记者朋友，当年鉴泉坐在我隔篱，时间过得好快，鉴泉已经过世11年了，真系人生几何？这班从前的记者到了今天，已擢升为各大传媒的主编、总编辑或社长，当我见到他们服务的机构，在我做《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的时候对我作出大肆的抨击，我只想他们知道，多年以来，他们应该很了解我的为人与处事作风，我亦不会因此而不当他们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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