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在經受了特務長達兩年多的全天候監視及其他種種政治迫害後，筆者不得不忍痛逃離中國。這兩年當中種種噩夢般的經歷，至今筆者都不願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但我卻一直沒有寫作的衝動。除了種種不得不顧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爲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在夢中，我還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國，也常常因夢中「回去的經歷」而被驚醒，渾身冷汗。過去幾年的創痛，要想從心中徹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內能夠做到的。

民衆的心態，尤其是精英的心態在這五年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犬儒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學。不少中國人已經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我過得好，別人怎樣，不關我的事。哪個社會都有失敗者。」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人們將自己的良心負擔輕輕卸掉。

就在前幾天，兩位剛剛回大陸探親的朋友對我談到過他們回國的經歷，一位已經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學教授對他們談到：「『陷阱』寫的雖然都是中國的現實，但我看着就覺得堵心，寫這些幹什麼？我已經不再年輕，也不想在自己年紀漸老，競爭能力與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時候，再在亂世中度過。有些事情，眼不見心不煩。」我無意責備這位教授，也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個別。

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這種心態並不能讓他們就此自外於中國的風風雨雨，該來的一切最終還是要來。只要這世界上有一個「奴隸」存在，每個人都有可能淪爲「奴隸」，因爲罪惡的「奴隸制度」還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證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孫孫能夠不成爲奴隸。

這位朋友談到的另一件事情讓我爲之動容，儘管我見慣了「黑夜」。她談到，與她父母同住一所軍隊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軍隊高幹，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師，女孩大學畢業前夕在公司實習，受到上司的性騷擾，憤而離去。回到學校宿舍與同宿舍的女同學談起此事，結果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勸她：「你可要想清楚呵，這是個機會，別後悔啊。」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親也憤怒傷心，無奈中得出一個結論：「就算是父祖兩輩保住了中上層社會地位，但兒孫輩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怎麼活啊？難道真要當婊子？」

我想起了美國與美國民衆。我來美國之後不久，美國經歷了「9·11」劫難，但美國人民讓我看到了什麼才是偉大的人民。我曾經兩次到一位美國農民家裏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夠再從事農活，現在幫電腦公司設計軟件。夫婦倆爲人和善，心態開放，對美國的政府、政治以及國際形勢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許多大學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們高明。

我喜歡他們，當聽到他們從容不迫地縱談天下大勢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中國的民衆如果也能象他們一樣，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夠告別怯懦，不再崇拜權勢，可以無所顧忌地自由批評政府與總統而沒有任何擔心，那該有多好啊。我還想到了美國人的祖輩，是他們的負責任與勇於犧牲，使得他們能夠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讀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波士頓傾茶案」發生之時，移民們就要不要與英國這一宗主國開戰發生了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戰爭也許不是近期內必須的，但在未來也不可避免。既然只是遲與早的問題，那麼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將它留給我們的後代。

我還必須提到Scholar at Risk與the Scholar Rescue Fund這兩個項目，及其負責人Rob Quinn先生的熱情幫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他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爲我從國內逃出來的最初兩年提供了必須的生活條件與學習條件，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期。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與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以及我在復旦的同學夏明教授，我來美國的前兩年是在這兩個大學度過，這段時間使我能夠學習英文並從身心交疲的狀態中得以恢復。

我還要感謝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頓大學與Perry Link教授，他們給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幫助。由於許多原因，還有一些曾給予我許多幫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們的名字，但我將永遠記住他們的慷慨與熱情。在時下的中國，錦上添花之舉隨處可見，但能夠雪中送炭的朋友卻是越來越少。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與我命運類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夠在免除恐懼的狀態下，有人格尊嚴地回到中國。因爲那樣一箇中國，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爲之奮鬥的目標。

2003年7月上旬寫於美國東部 (博大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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