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遭遇只是上亿的中国家庭过去和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悲剧的缩影，很多家庭的遭遇更悲惨。我希望更多遭受迫害的中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行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清醒。

我是在“共和国”成立那年出生的，目睹和亲身经历过历次的迫害运动和残酷镇压。“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因年纪太小，只听说杀了许多人。读罢《九评》才知道，每次运动都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中国人被杀害，数千万的家庭破裂和受株连。

1957年我刚7岁，灾难降临我家。1949年以前，父亲曾在一家银行经营部任经理，应银行总裁委讬创办一所私立高中，父亲是第一任校长，学校建成一所花园式的学校，当时该校的教育质量是一流的。为了解决职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父亲还用自己的积蓄修建一栋西式砖结构的两层楼房，聘请幼师毕业的老师，创办一所全托幼儿园。1949年共产党接管了教育局后，派来一名党员到该校任校长。最初与父亲共同管理学校，但很快，父亲连降三级成为一名职员。而且连续三年提薪也没有他的份。57年，毛泽东和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父亲就他本人的不公正待遇提出质疑和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父亲拒不“认罪”，被强行遣送离家甚远的劳动农场劳动改造，直至文革前才“揭帽”返城。

母亲不得不辞掉保姆，亲自操持家务，并在两个学校兼课，变卖所有的首饰和家传之宝，以扶养四个未成年的子女，瞻养一位双目失明的婆婆。其艰辛可想而知的。

然而迫害并非到此结束，还要株连未成年的孩子，父亲被划为“右派”哪年，我的一位哥哥才13岁，正在该校读书，校党、团委要哥哥同父亲划清界线，并“大义灭亲”揭发父亲。哥哥拒绝这样做，被认为政治立场有问题。尽管他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已考上高中，15岁的他仍被下放到远离家的一所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农场解散才返城。但因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可怜16岁的一介文弱书生，不得不当搬运工，以帮助妈妈抚养弟妹。后来在许多老师的鼓励下，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另一所高中，才结束了这场恶梦。

1965年，即我初中毕业前一年，尽管父亲已“揭帽”，尽管我的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汇报报告会，班主任（政治老师）挑选我和另一位父亲仍在台湾的同学参加，实际上是明确无误地给我们警告：尽管你成绩优秀，考上高中你也仍逃不过下乡的厄运。

父亲走后，学校和幼儿园都被充公，90年代后期，父亲要求归还自己的房产，校党委一直不理睬，最后恼羞成怒，将父亲私人创办的幼儿园的价值数十万，上百万的楼房强性拆毁，夷为平地，一副十足的流氓嘴脸：我们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

文革开始了，家里再度遭秧，父亲再次被揪斗。母亲因家族几代名医，陪嫁丰厚，曾拥有过旅馆和土地，被作为资本家和“漏网地主”被批斗，被关“牛棚”。红卫兵抄家，将家里收藏的中外经典名著收缴，将母亲收藏的10本世界名画集撕、剪得七零八落。家里稍微值钱的物品全部抄走，甚至连毛线、丝棉被等生活必需品也被抄走，不作任何登记。当我们要求归还生活用品时，还给我们的是又黑又脏的破棉絮。因我们没有主动揭发父母（在文革中子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好友互相揭发隐私的比比皆是），被强令参加“黑五类子女”学习班，学习毛选和中央文革文件，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姐姐是高三学生，在共产党的强化洗脑下，在其他的同学的带动下，也想“脱胎换骨”，取一个“革命化”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姓都改掉。一天，我和姐姐路遇被红卫兵押送的母亲，当时我们已经好久未见面了，母亲看见我们自然非常高兴，向我们招手致意，我正准备跑向母亲时，被姐姐拉走了，当我回头看母亲时，她眼神中的那种悲凉和凄楚，至今想起心里还非常难过。文革初期被划为“极右”的哥哥刚从农村的“四清”运动返城，得知此情况后很生气，他说父亲走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非常不易，她是为了我们才坚定地活下来了，在她遭此不公正待遇时，这样对待她无疑是雪上加霜，对她的伤害和打击有时可能是致命性的（我们已目睹了不少家庭因家人走上绝路而破裂）。此后，好长一段时期我为自己的幼稚无知和胆怯深深自责。文革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我能感受到母亲对姐姐的态度有些微改变，直到姐姐做母亲时，我母亲与姐姐的母女关系才恢复正常，这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给许多中国家庭带来的创伤和灾难。

学校为了“揭批”母亲，特请姐姐的奶妈（因姐姐和一位哥哥是双胞胎，母亲奶不够，为他们请了奶妈）来学校“忆苦思甜”，但揭批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姐姐的奶妈在批揭会上讲：“主人对我们非常好，天天是猪蹄汤、鸡汤、鱼、肉，我们吃得比主人还要好”。受洗脑蒙骗的红卫兵马上制止奶妈“揭批”下去，喝斥她道：“那还不是为了喂好她的狗崽子吗？”

为了了解父母的真实情况，我寻找到带过我的保姆，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并关心我父母的情况。她告诉我一个事实，证实我的父母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带我大哥的那位老太太，孤身一人，来我家几年后，我大哥就夭折了，我父母一直将她供养在家（不干任何家务）直至她去世，并且按家庭成员的待遇给她送终、安葬。保姆告诉我的情况与媒体的宣传和那些“忆苦思甜”真是天壤之别；文革中，我们因出身问题被排斥在运动之外，在看过遇罗克的驳“血统论”的文章，看到揭露共产党高官们的腐化生活的大字报，看到许多高干子女前一天还卖劲地斗“黑五类子女”和“黑邦子女”，第二天因他们的父母成为“黑邦”和阶下囚，一下从云端坠落到地下，成为新的批斗对象，真实感受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翻手为云”“复手是雨”的邪恶。文革使我开始清醒和成熟起来，开始认识到共产党的慌言、欺骗及残暴，对中共控制媒体的宣传开始学会了反过来看。

文革后期，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们被毛利用完之后，被统统赶下农村，接受“再教育”，而干部子女则多数以参军的方式留在城里或部队机关里。我家四兄妹均是应届毕业生，因此统统被作为下乡对象。当时哥哥因曾下过乡，我曾患过严重风湿性关节炎（持医生证明）因此都不愿下乡，况且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多子女下乡，至少也要留一人在父母身边（父母已60多岁高龄）。然而学校负责知青工作的是一位生活腐败的党员干部（有妻之夫与高中女生乱搞男女关系，并共享老婆偷东西，偷人所得钱财），将我家列为重点动员对象。当时哥哥将户口藏起来了，然后去朋友家住。我则到已下乡的好友处住了一周，然后去姐姐落户的乡村住下。刚住姐姐家几天，我的好友从数百里外匆匆赶来，告诉我她刚接到她妈妈的电话，她妈妈看到我母亲与一些学生的父母被挂牌子游街，牌子上写着她纵容子女拒绝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母亲那时仍关在“牛棚”，根本无法与我们接触）；而且还听说站在高登子上批斗，其中一位烈属老人站高登子批斗中跌下，导致生命危险。她妈妈担心我母亲因身份问题会加重批斗，怕她出事，打电话让我好友务必动员我尽快返城，否则家里会出大事。

闻此恶讯的当天，我立即返城。回家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从头凉到脚，家里塞满了十几、二十几名外校的初中生，大多数在十四、五岁，家里的碗柜、衣柜均贴满了封条，他们轮流值班，24小时不停地批斗我母亲，不让她合眼。母亲已被剥夺睡眠，批斗了5天6夜。母亲双目悲凉而惊恐，满头花白头发蓬乱不堪，满睑的倦容和憔悴，身躯佝偻，好似一下变矮了许多。见此光景，我真感到心里滴血般的痛苦，为了使母亲不再受连累，我立即去派出所下了自己的户口，但我不知哥哥的户口藏于何处，所以学校仍让外校的学生继续当着我的面批斗母亲，让我们就范。学生们（多数是女生）让母亲“坐飞机”--双手向后最大程度上翘，身躯弯曲90度，一位女生还凶狠地用手使劲按压母亲的头，以加重她的痛苦。看着这些比我小2-3岁的青少年学生，竞然如此无人性，恶毒地虐待60多岁的老人，悲愤之极。我大声向她们抗议，若继续这样斗我母亲我就决不下乡，即使我已下了户口。她们看批斗结果却适得其反就妥协了，让我母亲上床躺下，在被窝里母亲紧紧抱住我，浑身哆嗦，在学生们的监视下，不敢言语。我们虽闭着眼，但整夜无眠，互相拥抱着至天亮。此时学生们开始打瞌睡，母亲在我耳边用低微得几乎听不见的耳语声对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他们再带我游街，我就从外面的岩崖跳下去，一死了之。我已好多天没睡觉，也没吃东西，你去买些包子来，我死也不能作饿死鬼……”我听后泪流满面，强力压制住自己的哭声，对妈妈耳语道：“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我们兄妹已长大成人了。即便下乡了，我们一定能争取回城与您团聚，您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您答应我。”母亲虽点头答应，但我不放心。到学校上班时间，我冲破学生们的阻拦和围堵，以最快的速度飞跑向校革委办公室，在办公楼的过道上，我与校革委会主任差点撞了个满怀。我不顾一切地对她大声嚷道：“我已经同意下乡了，我已下户口了，你们还派学生没完没了地斗我母亲，这太过份了，如果她有三长两短，我们子女跟你没完（意即不放过你）。”革委会主任被我的愤怒和气势所压倒和震慑，同时也为了让我去找我哥哥回家，她随后派人告诉外校学生们停止带我母亲游街，但仍继续监禁。

一位女生跟随我去找哥哥，这名学生比较同情我，在路上她告诉我，她们是遵从学校的命令来我家的，学校给她们许愿，表现好的可免去下乡，她看不惯这样虐待一位老教师，所以她从未动手揪打过我母亲。而那位批斗最卖力的女孩就是不愿下乡才这样凶狠表现（后来，听说这位女孩被下放到离家很远的穷乡僻壤的乡村，对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一位亲戚联系上了哥哥，哥哥得知情况后立即回家下了户口，对母亲的批斗才暂告结束。但因母亲被剥夺睡眠，连续批斗6天7夜，心灵受到极大伤害，导致精神崩溃，稍有响动就尖叫……。我们赶紧将母亲转移到远离学校的私人住所，静养数月才恢复。这件我亲身经历的悲剧对我心灵的冲击特别大，对共产党的邪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虽然为了返回城市在农村曾违心地加入过共青团（现已公开声明退团），但此后尽管我上大学时成绩优秀，毕业后工作出色，多次被学校和单位党支部动员、拉拢入党，我都拒绝加入共产党，耻于成为这邪恶党的一员。

为了让儿子不再受共产党慌言和歪曲历史的洗脑教育，我放弃次年即升迁付教授的机会，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并毅然选择留在美国，儿子和先生也随后来美定居。

来美一年多，哥哥偶然打电话回国，从朋友处得知母亲去世并已安葬的恶耗，母亲去世前很清醒，她不让家人告诉我们，以免我们回国后无法再出国。请设想，哪一位母亲临终前不想见到她所挚爱的所有子女，是母亲对中共极权统治残暴性深深的了解，唯恐我们在今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再遭受迫害，忍痛放弃与我们见最后一面。想到母亲所承受的磨难和牺牲精神，我不禁嚎啕大哭，与哥哥以泪洗面，整夜无眠。

从我家的遭遇可看清共产党实行暴政的邪恶本性从未改变，从自己的经历中我体会到，当你正气凛然面对邪恶迫害时，邪恶是害怕的，它就会退缩。所有受迫害的中国人，请走出对中共邪恶极权统治的恐惧，勇敢地站出来披露自己家庭和亲朋好友遭受的迫害，揭露中共数十年的谎言和暴政，彻底清除附体的共产邪灵，我们中华民族才真正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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