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既要解决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各种困惑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又要“修改宪法部分内容”而不引起政局动荡；既要尽量不得罪垂帘听政的江老大，又要平衡中共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既要反对腐败安抚民心，又要不因反对腐败导致尚未揭发的贪官污吏躺下不干活而全国瘫痪，中共高层领导为此确实很费了一番脑筋。

从7月以来 ，省部级头头马不停蹄地被多次被叫到北京来学习理论。比如，7月1日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据报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军队在京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的负责同志以及专家学者800多人出席了会议。”（2）八月份在北京召开了务虚会议，省部级头头又被叫到北京开会学习了三个代表，虽然官方没报道，但VOA和BBC都报道了。时隔不久，9月3号又以办什么“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3）为由头，将省部级主要头头，叫到北京来，统一思想，免得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出现杂音和不协调的声音。这个学习班只办了6天，9月9日便匆匆忙忙结业了。我不知道什么博大精深的理论能够在短短六天时间便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融会贯通，运用自如。据我读书的经验，凡是这样的理论都是浅薄万分，不值一提。

省部级头头频繁地被叫到北京学习，可见中共高层内部，文武百官封疆大吏之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看法之分歧，思想之混乱是到达极点。

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开过的中央全会有多少？我没有兴趣去统计。在我记忆里，中央全会十之八九是举手大会，拍马溜须大显神通的大会，值得回忆的不多。中央全会内容差不多都是保密的，全部泄漏出来的好像只有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那次八届八中全会，那是多年后李锐保存的一份当时的记录有幸得以让胡耀邦批准才出版，才让世人得知中国竹幕后面的详情（4）。

彭德怀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敢于说真话。在那次会议上就是因为说真话而横遭迫害。问题是当时那么多的中央委员明明知道当时大跃进局势已经导致国内严重危机，经济结构全被破坏无遗，农村中饿死人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却偏偏昧著良心去拍毛泽东的马屁，大呼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其结果是八届八中全会后三年内大陆4000万人死于非命，至今这4000万孤魂野鬼还时时缠绕著中共索命，像这样的中央全会召开究竟有何益？

又譬如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33人，其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有59人。那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所有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位没有投赞成票，那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陈少敏。她只不过是管中华全国总工会，连她都知道刘少奇是冤枉的，其他和刘少奇共事那么久的出席会议的衮衮诸公，真的不知道刘少奇是冤枉的？

胡耀邦曾经说过：“我这一生中犯过两次错误，而且是严重错误。第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当时彭德怀讲的是真话，认为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不科学，毛主席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会上我内心很同情彭德怀，认为彭德怀提得对，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要处理他，我就举手同意了。这件事想起来很内疚。第二次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也举手了。”他坦白地说：“我看到这份材料时，凭著多次运动的经验，看出这份材料是有水分的，是事后做了手脚的，肯定是冤假错案。但是党中央要我同意，我觉得我不举手也没有作用，这是重大问题，必须举手，所以我就举手了。”

胡耀邦讲这个话时候是1988年，现在又过去了15年。15年后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据官方报道都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5），老革命已经没有一个了。解放后能从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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