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所見到的國內記者寫得比較到位的新聞報導之一（還有一篇是不久前《成都商報》記者李亞玲關於李思怡的報導】。這些記者是令人尊敬的，不是甚麼意識形態信仰而是基本人性激勵他們爲生命權利而吶喊，併爲人性的淪亡而痛不欲生。我想那些有影響的官方報紙不可能寫出這樣閃爍着人性光輝的文字：

黑夜，小街，暴行。呼救，冷漠，傷逝。一出令人心碎心寒的悲劇在都江堰的清晨上演。整整一個小時，孤身無助的外地女子在「集體無意識」的冷漠中被殘忍殺害了，一起死去的，有整整一條街躲在門後的良知。漆黑中的一盞燈光，一扇打開的門，曾給了死者多大的希冀？當這希望之門被砰地關死，門裏面那顆因恐懼而跳動的心，是否敢聽聽死者染血拳頭的哭泣？

天亮了，良知甦醒，光天化日下的人羣開始遲到的懺悔。我們聽到的天下最寒心的一句話，不是「兇手把我殺了怎麼辦」，而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如果我遇到，我活該！」自掃門前雪，卻寧願讓自己的良心在他人門前凍死。哀莫大於「心」死，這絕不是脫身事外的理由，而是對自己的一種莫大羞辱。一點點的血性就能救人一命。很可惜，在那個血色清晨，一條街的良知都凍死了。（同上）

但這幾行有人性的文字無法給我帶來更多的安慰。震撼心靈的仍然是文字背後那個女子的慘叫和整條街的寒冷。一年前，我寫過一篇題《倖存者的不幸--中國見死不救現象溯源》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裏，我再一次引用那句經典的反詰：「這快土地上還有活人嗎？」我現在卻甚麼也寫不出來了--自從李思怡案件發生以後，我就開始逐漸懷疑文字的價值--這些憤怒、哀傷和絕望的象形符號真的能表達內在的憤怒、哀傷和絕望嗎？

這個冷漠的清晨究竟發生了甚麼呢？它似乎和李思怡慘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門，那門緊緊地關閉着，那門緊緊地關閉着拒絕傾聽和響應救命的呼求--小思怡在裏面向外邊哭喊，而今天這位20歲左右的少女向裏面的人求救。結果都一樣，一個在門裏餓斃腐爛，一個在門外橫屍街頭。門和牆是我們土地上最豐富而充滿創造力的建築，它隨着時間的推移仍然在增長，身上沾滿血淚和哀鳴卻總是新桃換舊符

同情心是人有別於動物的。這已經是老生常談。面對這快土地我還能說甚麼呢？我甚麼也不想說。我今天還看到另外兩則新聞，他們可以幫助我那想「以道德高姿態」訓斥國人道德冷血的慾望再次化爲烏有。一條消息說：失信嚴重損害中國經濟，至今損失1300億元。這條消息還說：當前中國社會的誠信狀況令人擔憂，認爲現在是一個誠信社會的人不到20%。（鳳凰衛視11月10日）。另一條消息是「舊聞」：2003年9月16日凌晨（一個同樣寒冷的早晨！！！），瀋陽北站地區兩名外來人員被一夥流浪乞討人員用棒子、尖刀、碎石、磚頭等打成重傷後，被活活地埋進一個深半米的大土坑內，這夥製造駭人聽聞慘案的流浪乞討人員竟是一羣「孩子」，他們中年齡最小的僅有11歲，最大的18歲（華夏經緯網9月17日《遼沉晚報》報導】。這兩則消息說明了甚麼呢？第一，人們幾乎都在說謊，第二，有時候人對人是狼。我應該在這種「道德低姿態」的背景下閉嘴，面對普遍的狡猾和方式各異的兇狠，是的，你還能說些甚麼呢？

但是我想我還是問自己吧？如果我住在那條街道上，我會挺身而出嗎？我不能一時衝動脫口而出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應該反覆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會不會也選擇這樣的藉口呢：「兇手把我殺了怎麼辦」，「各人自掃門前雪，如果我遇到，我活該！」我反覆自我拷問，我發現我也可能存在這種冷血的選擇，至少這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事實上我確實住在「這條街上」。在這條街上，無數人權悲劇發生了並正在發生，我總是在清晨或黑夜向那些孤兒寡母和流亡者打開方便之門了嗎？

我也住在這條街上，這是千真萬確的--主啊，我是有罪的。

我在「本質上」不一定就是「好心的撒瑪利亞人」，因此我只能在祈禱中獲得「像他那樣去做」的力量。

2003年11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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