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媒体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于世界同行之外，可以先考察一下其曾经有过的两个别名。过去在报社或广播电台工作的人喜欢称自己是在新闻战线。意思是说自己的身份不是记者、编辑或播音员，而是某种战士，其工作当然就不是爬格子、奔新闻，而是在进行某种战斗。还有一种说法是“新闻是党的喉舌”，意思是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是不长脑子而只长嘴巴，其作用就是替党说话。中国的新闻部门既然有了这个双重身份，其说出话来语气自然非同小可，基本上跟你在操场上顶著大太阳军训时听到的东西差不多。这样的好处是省力省时还省了许多麻烦，不象AP，路透什么的，芝麻大点事儿，都得有个时间、地点、人物、原话录音甚至照片。坏处是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所以声音就特别大，语气也特别冲，而老百姓听完之后心里就堵得慌。

先看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时代，中国新闻战线的基本作用就是专门不说真话。报纸上头版头条，白纸黑字印著亩产过万斤，南瓜大过汽车轱轳，玉米棒子几尺长，土高炉能炼出钢等等。不知中国现在有没有研究新闻史的，要有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是当时的记者编辑们全都神经错乱了，还是另有什么难言之隐。即就是有难处，也要切记一点，千万不能把什么责任都往党那里推，记不记得党永远是伟大、光荣和什么来著？要是中国没有研究新闻史的话，可以先交给日本人去研究，保证研究还没完就得收拾收拾剖腹自杀。而一般来说中国人不大会为了这种事伤自己，所以顶多是羞愧难当，赶紧拾掇行李改行得了，所以至今也没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在新闻战线上出现频率最高，可谓唱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经过的人都知道这首歌的确气壮山河，那口气完全是跟你没商量。其他的词儿可能一下想不起来，但那一连串的“就是好”恐怕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的新闻战线可不只是一般的战士，而是吃多了摇头丸的战士。已经没必要讨论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而基本上是脱离了说人话的境界。记得那时候有个“两报一刊”，可能是摇头丸吃的最多，所以也最为有名。这“两报一刊”现在还在，除了那“一刊”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而改名换姓之外，那“两报” 都大有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粱山气概。

在美国华盛顿有个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内部的场景、陈列、音乐、录影都是想把观众带回到当年的纳粹德国时期，但我却没法被它带回到德国，而是每次都被拉回到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我不但很吃惊地看到了类似“两报一刊”风格的那种报纸和类似“新闻简报”的电影，而且还可以听到酷似“就是好”的歌曲。这说明无论是哪一国人，也甭管是玩锤头镰刀的还是玩钢琴提琴的，只要吃多了摇头丸，从喉舌里出来的东西就都差不多。有一点不同的是，这纪念馆里的德文版“两报一刊”和“新闻简报”恐怕就得永远被锁在里面了，但那中文版的不仅没有被锁起来，反而发扬光大，闹的满世界都是。近年来还借著新技术上了互联网和卫星，大有要把摇头丸精神传遍世界的架式。

要说中国的新闻界完全彻底地跟党走而不为老百姓说一点话也不尽公平。即使在所有大报小报“到处莺歌燕舞”的年代，也有报纸揭露社会时弊的。我自己当年就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某商店的营业员上班织毛线，对顾客不理不睬，某路公车的售票员态度蛮横，跟乘客吵架等。据说这些批评见报后，该营业员和售票员都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为他们的不良行为付出了代价。而刊登过无数“梁效”社论，可以说在文革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两报一刊”却仍然可以存留至今，并且继续板起面孔来训人。

最近，当年“两报一刊”之一的中国第一大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杜绝假新闻”的文章<参1>，痛斥了某些小报和地方媒体频频制造假新闻的现象。文章说：“我国的新闻媒体有很高的公信力，这是一代一代的新闻工作者艰苦奋斗而构筑的信誉之塔，来之不易。”不知这一代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包不包括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66到1976年文革的那一代，我觉得不应该包括，不信找他们本人问问，看他们会不会被这段赞誉之辞羞死。另外，这“公信力”是个什么样的量化指标，怎么个统计法，还需要请教研究中国新闻史并且到现在还没有自杀的专家。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发文章痛批那些制造假新闻的小媒体的确是个惊人之举，并且极有大报风范，但对于那些至少读了三十年这家报纸的忠实读者来说，就很容易激发起人们的回忆，因为谁都有回忆过去的可能。这就好象有一个邻居爱撒谎，并且大家伙都知道他经常说谎，所以对他的话也不太当真。突然有一天，该邻居板起脸来严肃地告诉大家要严禁撒谎，尤其是要警告那些小户人家当心撒谎的后果。街坊邻居们恐怕会觉得哭笑不得，这话要是别人说出来还好些，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只能让大家伙儿都跟著脸红。

记得当年的一段顺口溜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可见这粱效不是一般人物。如果全国的新闻战线都说谎的话，那么这梁效就应该负主要责任，除非他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犯了神经错乱。最近读了周启博先生回忆其父，也就是梁效之一，周一良老先生的文章<参2>，才知道原来梁效也对自己不说人话的文风大有悔意，虽然从未有幸读过周老先生的<<毕竟是书生>>，但我宁愿相信其最后的痛心忏悔和无地自容是出自真心。问题是，这梁效不是有好几个人的写作班子吗？如果另外那几位也都对其当年的谎言有所悔意的话，怎么没见他们出来对那段历史有个交代呢？也有可能这几位至今无怨无悔，仍然在新闻战线上继续战斗呢。因为自梁效之后，从四五、六四直到现在，还经常能从第一大报上读到那蛮横霸道的口气和坚决不说真话的文风，这说明梁效可能还在发挥余热，要不就是有了深得真传的接班人。

同样谈的是传媒的公信力，<<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就比较苦口婆心，且很有说服力，这大概是因为<<文汇报>>教训人的水平还达不到“两报一刊”的档次。在这篇题为“诚信，首先从传媒做起”的文章中<参3>，很让人耳目一新地提出了新闻与市场的关系，作者认为“炮制假新闻，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传媒一旦丧生了公信力，谁还要买你的报纸、听你的广播、看你的节目？”其实该文愤而痛批的是那些地方性的小媒体，也就是相当于街坊里那些不得不靠摆报摊为生的小户人家。至于象“两报一刊”和“新闻联播”这级别的，公信力就和市场连不起来，人家才不在乎你买不买、看不看呢。记不记得当年大家伙手里读的、耳朵里听的、眼睛里看的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人人心里明白的大谎话，可有谁让你出过一分钱呢？这就叫“不看也得看，看了也白看”，因为在开会的时候传达的有时是文件，有时候就是报纸，可见这报纸和文件威力相当，只是覆盖面更广而已。

那时候什么都讲究个少而精和一元化，不象现在还引进了个什么竞争机制，给领导在管理上平添了不少麻烦。就说你想看看别的报纸吧，很简单，没有。你要想听点敌台什么的，任凭你给小短波加上三级放大，也只能在一片干扰杂讯之中听个一句半句。这放干扰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怕你别的声音听多了会产生别的想法。再说了，放著免费清楚的你不听，非要听那不让听的，你这不是自找没趣吗？所以这<<文汇报>>的论点放之四海皆准，而唯独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即使传媒失去了公信力，老百姓也得“买你的报纸、听你的广播、看你的电视”。单凭这一特色，就能申请吉尼斯，但不保证能赢，因为那友好邻邦北朝鲜在这方面正好也是强项。

给无线电放干扰这项工作是中国国情，所以非常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现在对互联网的封堵。所不同的是，这干扰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主要是因为设备的国产化程度太高)，所以就需要在后期对听众进行逐个监听。而这后期工作由于不太高科技，其主要的要求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耳朵贴到人家的门缝上，所以基本上是由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来执行的。但互联网就不一样，由于从头到尾都是高科技，所以给封堵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就难免有漏网的时候，因此也同样需要有后期对用户的逐个监视。但这项工作至少需要三个专业的大专以上，即新闻、电脑和警务，那么居委会就无法胜任，所以当你在网吧里忘乎所以神侃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小看了那几位在你身后转来转去的警察。

一提到中国国情，好些人就要摆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好象是拿了个美国巴灵顿的博士，就不懂中国国情了。这新闻界在外国叫大众传播或媒体，在中国就不能这么叫，在中国就得叫舆论导向。这舆论导向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并且跟“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参4>。所以可不能小看这四个字，有多少报纸、杂志的总编、编辑和记者就因为舆论导向不正确被撤职、开除甚至关牢的。就连那当年的总书记赵紫阳也都栽在了这上面，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这舆论导向顾名思义就是领导上要用舆论给老百姓指导方向的意思，跟通常所理解的媒体和新闻没什么关系。其实领导上完全可以下一个文件给你指导方向，之所以选择了报纸和电视，那是因为这种方法更现代化，传播的也更快一些。而且也省得你搬了小凳到居委会听传达，所以领导上喜欢用。这其实就跟你有时候心里憋气，想跟领导上闹点别扭，而领导既可以用正规军、武警、民兵小分队，也可以用法院、纪检、市管、甚至精神病院来给你解决问题是一个道理。所以千万不要有糊涂想法，认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就可以把新闻战线叫成新闻媒体了，其实从领导上的角度看，无论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甚至杂文小说，组织上都归宣传部管。

参考资料：
1、2002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杜绝假新闻”
2、2002年6月号，<<开放>>杂志，第62页，“父亲周一良的一生”
3、2002年7月2日，<<文汇报>>，“诚信，首先从传媒做起”
4、1998 年6月15日 ，<<人民日报>>，第一版，“人民日报五十华诞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题词致电祝贺勉励”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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