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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一、爸爸犯了什么罪？ "爸爸犯了什么罪？" 这个问题从我的孩子九岁起就困扰着他，每当他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我心里就一阵阵难受。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一年年长大，然而这个问题就象那永远解不开的“歌德巴赫猜想”，至今没有答案。 1992年的5月28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儿子的生活开始出现巨大的变化，我的儿子刘晓光的童年因此蒙上阴影。 那天的晚上，刘京生没有象往常一样回家。在等待了一夜后，我预感：刘京生出事了。 第二天，我一一去了我所知道的刘京生的朋友家。但是，他的朋友们似乎都从人间蒸发了。我明白了。半个月后，几个穿着公安绿色制服的人走进我家，向我出示了搜查证，我才知道刘京生的准确下落。 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看到家中被炒的一幕。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公婆，决不能让孩子回家。 不懂事的孩子找我要爸爸，我骗他说，爸爸出差了。可聪明的孩子从我的神情上看出了端倪，天真烂漫的脸上蒙上阴翳。 我和刘京生的父母商量后，决定把真相告诉孩子。 晓光知道了爸爸被抓，他哭了，哭得很伤心。象许多天真烂漫的男孩子一样，晓光也有个远大的志向，长大了要当警察，要抓尽天下的坏人。他不理解爸爸怎么一下子也成了坏人。 我无法向孩子解释，因为他还太小，无法理解。我心痛如刀绞，但是，为了孩子，我必须保持冷静。我告诉他，爸爸只是惹了一点小麻烦，很快就会回家的。 我们一同等，等到了1992年的年底，刘京生没有回家，等到了1993年的5月28日，刘京生还是没有回家，又等到了1994年的5月28日，刘京生依然没有回家。 在羁押两年半后，1994年12月14日，法院终于开庭，对"中国自民党案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我作为家属，参加了开庭，刘京生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十五年”。 那一年，我的孩子刘晓光9岁。 刘京生被判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儿子。因为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我的儿子将因为一个反革命的父亲，而从此过上不同于他的同龄人的生活。 刘晓光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他聪明好学，活泼好动，喜爱绘画，他画的画被送到西班牙进行过展出。我不敢想象，今后的刘晓光能否还是这个刘晓光。 二、我所认识的刘京生 我是1982年分配到北京公交公司，认识刘京生的。刘京生当时是北京公交公司27路车队的司机。那时我才25岁。 刘京生为人宽厚，风趣幽默，勤奋好学，他身高一米八几，瘦削的脸型很有几分硬汉的气概，是那种能给女人遮风挡雨的男子汉。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1984年，我们结婚了。婚后第二年，生下我们的儿子刘晓光。 事实上，于今想来，我觉得我当时一点都不了解刘京生。我婚前不知道刘京生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我甚至不知道他在那场轰动世界的“民主墙”政治运动中的作为，婚后我才知道刘京生在民主墙时期参加过民刊《探索》，才知道了魏京生，知道了民主、人权这些当时在中国还很稀罕的名词。 刘京生的很多见解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他为我开启了认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 准确地说，我对政治不是无兴趣，而是不敢有兴趣，是对“政治”的躲避，这种躲避事实上是出于自我保护。 我1957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清遗族家庭，我们家族的姓氏就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改成的汉姓。祖上的磨难我知道得不是很多，但是，从我懂事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于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不大一样。“文化大革命”来临的那一年，我九岁。 童年和少女时期，“政治”留给我记忆是恐怖的，它在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阴影。此后的多年，对政治，我不仅是回避，甚至是恐惧。恐惧所至，以致我对政治组织都采取逃避的态度。说来有时我的朋友们都不信，我竟然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预备队”——共青团，不仅如此，我甚至从没有写过申请书。这在我的同龄人中是罕见的。 这很能反映我的心态：抗拒政治。 但是，命运弄人，我竟然嫁给了一个血管里激荡着沸腾的政治热情的人。 与我不同，刘京生的少年时期过得很顺，他的父母都是中国科学院的政工干部，他从小生活优裕，生活的大门向他是敞开的，他的少年时代享有各种的政治荣誉，这培养了他乐观、积极、正直的性格，但是，由于他不明白他生存的并不是一个充满阳光与宽容的世界，所以，这也埋下了他日后走向艰难的政治人生的伏笔。 15年，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凭空被剥夺了，我至今不知道刘京生在法庭宣判瞬间的想法，对于我，这无异是晴空霹雳。 宣判之后，很多朋友来慰问我，一些与政治无涉的朋友甚至向我提出“离婚”的建议。 是的，15年的时间，对于人生来说，实在漫长，对于一个没有政治理念的女人，这过于残酷。我理解大家的好意，我也理解世俗的观念，我也在孤寂长夜一人独处时眺望夜空，明月皎洁，星空寂寥，我常在想刘京生此时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父母身为中共干部，青少年时享有太多的政治荣誉，他能理解今天的一切吗。不论别人怎么想，我不理解。 三、孩子心事很重 同样不理解的是我的儿子刘晓光。 刘晓光总是拿着爸爸的照片，痴痴地盯着，然后问我："爸爸犯了什么罪？爸爸是坏人吗？警察为什么要抓他？" 我无法解释，因为他完全不能理解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无法理解人生不仅是好人坏人这么简单。 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你爸爸不是坏人，他是个好人，其他的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警察为什么抓好人？"晓光继续问。 每到这时，我的眼睛开始变得湿润。 孩子没了父爱，我生怕他会因此在心理上出现阴影，所以就加倍呵护补偿他。我特别注意让他多参加集体的活动，不让他感到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每逢有大型的活动，我都要带他去参加。1992年10月，在北京的官园中国少年活动中心有一个玩具交流会，我听说后，就带他去让他感受和众多小朋友在一起的乐趣。那天有好多的孩子们把自己的玩具和图书带到那里进行交换和买卖，我们没有什么好换的，就到处看。忽然，晓光问我："妈妈，你看，他们这不就是倒买倒卖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冷不丁怎么冒出这么一句。他又接着说："我爸爸不就是倒买倒卖吗。为什么这些人没事，我爸爸就要被抓呢？" 我明白了，在他那个小脑袋里一直在萦绕着什么。他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一直在想着他爸爸的事。我发现这个孩子的心思非常重，什么事都要在心里头转悠几遍。 原来，他在想这样的事，刘京生几年前曾在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商做过小生意，晓光一定以为，他爸爸的被抓同做生意有关。 我对他说："你爸爸不是倒买倒卖。" "那是为什么呢？"孩子追问。 我想了想告诉他："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可是，刘晓光并不就此罢休，回到家，他又缠上了奶奶，问："我今天看到好多人去倒买倒卖，为什么警察不抓他们，要抓我爸爸？" 奶奶也被问呆了。我向奶奶讲述了去官园的情况，奶奶沉吟一下说："是的，你妈说的对，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有一天，一个邻居来告诉我中国的国家主席逝世了。由于此事当时还没公开报道，所以，她说的时候很是神秘。不料在屋里的刘晓光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声问："谁死了？谁死了？" 我当时不耐烦地说："没你的事，老实睡觉。" 晓光忽然大哭起来："是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是吗？" 我当时心头一震。我明白爸爸在这个孩子心里的地位，同时我发现这个孩子的心思非常重。我赶紧向他解释，死的是个国家主席，一个叫李先念的。他的情绪才平服下来。 刘京生坐牢后，我一直不愿带孩子去探监。因为我总觉得那地方会给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但是在刘京生的再三要求下，一年暑假，我只好带上孩子去了。 一路上，我们都不说话。 我们坐在接待室那扇玻璃后面，沉默着，当刘京生走进来的时候，刘晓光"腾"地抓起了电话，刘京生怔了一下，在玻璃后面坐下来，慢慢地拿起电话，未及开言，两人都已成了泪人。 哭了一阵，父子俩才相互端详着重又拿起话筒。我发现刘晓光看他爸爸的目光有点异样，他死死盯着他爸爸的囚衣，紧咬嘴唇，刘京生问一句，刘晓光答一句。我提醒他："你不是给爸爸带了好东西，还有好多喜讯告诉他吗？"他依旧盯着囚衣不说话。 末了，他只问了一句：“爸爸你好吗？” 刘晓光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我明白了什么叫父子情深。开始自责不该不让他们父子相见。 回来的路上，孩子一直一言不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妈妈，以后我不当警察了！" "为什么？" "警察不光抓坏人，也抓好人。我也不再想当律师了，律师根本保护不了好人。" 我看着他认真的神情，心里隐隐地感到刺痛。 转眼，寒假到了。我决定再带他去见爸爸。 我们重又走上那曾经走过的路，走进那熟悉的大门。坐在那熟悉的接见室里。还是那样的场景，刘京生出来了，刘晓光抓起电话，刘京生微笑着看着孩子，不住地问，但是，令我惊异的是刘晓光的表情是木然的，没有眼泪，只是被动地刘京生问一句，他答一句。父亲说了几句，他就把电话递给了我。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盯着车窗外看，我问他："晓光，你想什么呢？"他回过头，冷冷地对我说道："妈妈，以后我不来了。你自己来吧。" "为什么？" 他摇摇头。 我下意识地抓紧他的手，眼泪"唰"地涌出眼窝。 四、悄悄滋长的仇恨 刘京生没有被抓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们每每谈论政治起话题，我都把他们赶出去，我不想让孩子听到这些政治的话题。 刘京生被捕后，家里不断有人来，有慰问的，有来提供法律救助的。大家的话题不可避免触及政治的话题。每当这时，我总是把来人叫到外边去谈，我生怕孩子听到我们的谈话会对他的心灵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不想让孩子知道社会的黑暗面，生活中的龌鹾，也不想让孩子因为爸爸的缘故而背负心灵的包袱，我希望我的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快快乐乐地成长。 刘京生被抓时，刘晓光还在念小学，知道内情的老师很同情我们，对孩子采取了保护的措施，从不提起他爸爸的事，也不让同学知道，努力不使他受到伤害。 1995年，刘晓光小学毕业进入了中学，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了刘京生的事，开始对刘晓光有了歧视。 刘晓光爱画画，而且在小学时参加过中国儿童与西班牙儿童交流展出，但是，老师不让他给班里的板报画画，学校的文艺演出等社会活动也不许他参加。而且还时常用语言刺激和贬低他。 刘晓光开始自暴自弃，故意报复老师。 老师说不准向窗外扔东西，他随手就将一只水杯扔出去；老师在课上批评他，下了课他走到讲台前，用胳膊肘在讲台上用力一硌，硌出一个大窟窿。 一次，为了发泄对老师的不满，他竟用拳头将门窗的玻璃打破，手都擦伤出了血。 我开始担心，因为仇恨在伤害别人的同事也会伤害到自己。 1998年，晓光初中毕业了，我决定一定要找一个远离我们生存环境的学校去读书。到一个没人知道我们家底细的地方去读书。我的丈夫走上了一条政治的不归路，这是我的无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也走上这条道路。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我送刘晓光上了一个远离市区的中学--温泉二中。这是一个寄宿学校。我希望可以让他隔绝社会，少受影响。那里没有政治歧视，没有政治的影响。 我的一个亲戚在临近北京的河北蠡县中学教书，他建议我把孩子送到那里去，那里真正的远离北京的政治氛围。 1998年11月，我把孩子送到了蠡县中学。 五、为了孩子 昔日，孟母教子三择邻，今日，我为育子三择校。 蠡县中学远离北京，这是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 孩子走了。我一人独处小屋，时常感到莫名的孤单。每当下班回家，我一人坐在点着昏暗的白炽灯的小屋中，心里特别的难受。 看人家，夫妻畅叙，母子欢聚，再看我，孤灯伴影，孑然一身。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我知道，一个社会分配机制要公平，司法制度要公正，但我认为，对刘京生的判决是不公正的，我们家所遭受的境遇也是不公平的。1994年，我听说已经有说法，要对刘京生判决四年有期徒刑，可后来一个什么人讲了话，要求重判，就变成了十五年。 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程序！ 我管不了刘京生的事，但我要管好我自己的孩子。不能让他受到伤害，为了孩子，我可以付出一切。我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做售票员，冬天顶着寒风去上班，夏天，冒着酷暑在车里，为了能多增加一点收入给狱中的刘京生和孩子，1997年我去了一个朋友的书店去打工，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公交公司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后，又往书店跑，直到9点书店关张，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赶，进了屋往床上一躺，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一年。 在这样艰难竭蹶的环境中，我和我的儿子晓光熬过了艰难的十年。 孩子一天天长大，身高超过了我，看到这个站起来一米八的大个子，我心里充满幸福感和欣慰感--我的儿子终于顽强地长大了！ 在蠡县中学，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学会了怎样与人交往，也学会了理解他的父亲母亲。 2001年，刘晓光参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录取。 我去监狱探视刘京生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他笑了，笑得眼角流下泪来。 我也什么都没说，脸上尽量做出很平静的样子，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但是，我的心里翻腾得厉害。是的，孩子成长起来了，这其中倾注了我多少的心血，满含着多少艰辛的故事。我，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的女人，一个对政治迫害没有任何准备的女人，一个对生活充满浪漫幻想的女人，一个对家庭有着美好憧憬的女人，却凭空承受了多么沉重的政治压力。 我没有辜负刘京生的期望，我没有愧对母亲的职责，我没有耽误孩子的前程，我没有屈服生活的压力。十年，我独自承担全部的生活重担，十年，我几乎完全忘却了自我，十年，我失却了太多生活的乐趣，十年，我的全部生活内容只有一个——保卫孩子！ 2002年4月29日星期一
中国北京海淀区中关村28楼201室电话：010-6254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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