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件称江泽民在党的政治局生活会上指责李瑞环“党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纪律性不强”，“刻意树立个人形象”，甚至“故意在党外公开、泄露党内和组织内部的事情”。 江泽民毫不留情地给李瑞环扣上了路线斗争敌人的大帽子，指责李瑞环“怀疑并否定党的领导、党的现行社会制度、党的路线、党的十五大决议、党取得的建设事业成就”，是党内具有各种左、右及偏激思想意识的领导干部的总代表，是打着维护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反对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与时俱进”。

按照中共历年内斗惯例，批判一个人总会拽出一个反党集团，江泽民这次批李瑞环仍然衣钵了这套老路子，将温家宝塞入李瑞环“反党集团”中。 该文件特别提到江泽民称，有人“热衷于提倡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要求高层党员注意曾庆红对温家宝有关学习北欧体制的批判。熟悉中共斗争术语的人不难明白，政治局文件转发江泽民的批判讲话，哪里是“不准扩散”，而是已经在明确要求全党通过清除李、温“反党集团”来确立十六大后的江、曾新体制。

于是，在今年一月的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二月上旬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有部署地从地方发动，就农业农村工作问题、金融工作问题、国有资产资金外流、流失问题，向温家宝发难、攻击。

据争鸣杂志披露，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等省长，就农业农村工作上的问题，对准温家宝发难，罗列了四十多条「罪状」，其中不乏惊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多年来处于全面瘫痪或已经不是由好人主持；农村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发达国家的三十年代水平；农村被形形色色的封建、黑道、反动组织、团体占据市场；农村农民抗争活动、政治性骚乱、武装暴动等活动不断上升，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影响：农民实际收入连续三年下降，造成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和抗拒；农村大量良田流失，给国家造成深远影响和危害。把中共老大江泽民义不容辞的罪过全压在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身上。

在二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更为不寻常的场面：吉林、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的省长，要求公开不良资产、坏账、被侵吞挪用公款、利用公款营私、资产资金外流等状况最严重的地方、部门，以法追究，查办主管、任用的渎职领导，很明显，其矛头是针对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山东，以及国家计委、对外经济合作部、中国银行等，上海、山东、北京、广东、辽宁等省的金融系统的坏账、不良贷款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点五，资金流失占了百分之八十八点五。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辽宁等省市的省长和市长打头阵，把当前金融领域中的问题、危机，都算在了温家宝的身上。

二月九日，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温家宝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辞去所有中央领导职务的请辞报告。温家宝在请辞报告中承担了工作上的过失和领导上的失职，承担了国务院分工负责抓农业、农村工作上的过失，承担中央金融工委书记抓金融工作上的过失，还承担了中央书记处分工负责抓农业、农村改革上的失职，抓金融改革、监管上的失职。 温在报告中还强调了「分工负责」和领导上的过失、失职，要求中央政治局研究、准予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将在七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

争鸣透露，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江家帮人马，身为常务副总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岚清，在分组会上发言时竟也指责温家宝：监管不严，等于不管！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一线牵动经济、金融工作的全局。

但这一有部署的发难、攻击遭到了来自李瑞环、尉健行、丁关根、钱其琛、张万年等人的反击。

尉健行、钱其琛等说：金融领域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危机性，不是新问题，更不能算在温家宝身上。归根结蒂，是机制问题、体制问题。

李瑞环更指出：金融领域是个通天部门，甚至全天候任由从中央到地方书记、省长、市长，甚至退了休的高级干部，都有权批条、下个人指令上不是体制问题，是什么问题？否则，怎么会有一亿六千万元的坏账，会有年达二千多亿元的资金外流，会审计查出近二千亿元的违规资金，会出现近四万亿元的匿名、假公司存款？李又指出：在党内不能再搞违背事实、违反党纪的一套，把成绩、功劳都记在某一、二人身上，把过失、失误都推卸、算在他人身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温家宝请辞一案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李瑞环、尉健行、李鹏、胡锦涛表示反对，不予接受，而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未表态，这一议案暂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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