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贫穷、落后、偏僻的宁远县城也翻腾了起来。以各行业、学校、公社以及乡知青各自命令名或依照省城长沙“造反派”的名称，各自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帜，戴上印有各自“造反派”名称的红袖套。参加了“造反派”，有枪的基干民兵们把冲锋枪、三八大盖等背在肩上，随身不离。那些没有枪的“造反派”们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刀、梭镖，在肩上。他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捍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等等各种“革命”的口号，气势汹汹、跃武扬威地招摇过市。他们抄“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的家，抓县委书记、县长等游街，冲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砸烂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把文庙里大石头柱、牌坊上的龙头、凤头、狮子头统统敲得稀巴烂，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状元楼、贞节牌坊等等古迹也被他们砸烂了。凡是可以写大幅标语的墙，都写上了“革命”的标语口号。凡是可以贴标语的地方，也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或者“毛主席语录”。这个“造反派”抓县委书记游街，那个“造反派”抓县长游街，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抓“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游街。被游街示众的人都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走资派ＸＸＸ”、“打倒地主份子ＸＸＸ”等等。我也曾被凑数戴着高帽子，挂着“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被捆游遍了东、南、西、北四门的街道，回家后双臂不能动弹，至今还留有残疾。

“地、富、反、坏“四类份子除了被去游街外，还必须把分配给自己名下的地段每天打扫干净。每半个月必须集中在城关派出所，汇报自己半个月的所做所为，接受派出所长和指导员的训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更不准他们的子女参加“造反派”。在那些“地主份子”当中，有一些是被强加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的。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父亲蒙冤坐牢后，回到家乡被强加上去的“地主份子”。我父亲解放前若干年就是银行职员，解放后为商业厅的干部，后被送去劳动教养，长达六、七年之久。解除教养时已被折磨得周身都是病了，回到家乡不久去世。后来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尸骨早已烂尽了。

其实，那些所谓的“四类份子”，经过自解放后的肃反、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等等运动，十多年来已经是被压迫“改造”得服服贴贴、唯命是从，不敢违法乱纪的了，比贫下中农和其它的人更加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敢乱说乱动的了。

一九六八年初秋，从宁远的邻县道县四马桥传来了杀“地主”的消息。当地的贫下中农“造反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暴地杀害当地的地主、富农份子及其他们的家属、子女。有些是全家老幼一齐被扔进贮藏红薯的地窖里，封死洞口，把他们全闷死。有些用大刀砍死，有些用梭镖戳死，有一些吊在树上勒死，还有一些被活活地打死。这股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大屠杀歪风，不仅很快地蔓全道县各地农村，与道县四马桥毗邻的宁远梅岗乡农村，也照学道县的样子，率先在宁远县开了杀戒。接着，象瘟疫一样，很快地传到宁远各地农村。他们不仅杀害“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其家属、子女，一些些平时与他们有成见隔阂的人也被害了。有些全家被杀绝了的，财产被他们瓜分了，猪、狗、鸡都被他们吃了。

每天都有乡下杀人的消息传到城里，城里成份不好的人都很恐怖紧张，很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屠杀。当时我也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办？后来想到：我应该把当地屠杀无辜的情况忙地向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同恩来等反映。决定上北京一趟，同时也可避开当时的险情。长沙省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是不会有人管这事的。于是我与几个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朋友商量好后，我们买好了去郴州的汽车票，准备到郴州后乘火车北上北京。上车的那天清晨，汽车站里有派出所的人在查问旅客，他是认识我们的，我们为了避开他，只好在汽车站外的公路拦住班车上的车。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郴州。因为早上为了应付上车的问题，大家都顾不上吃早餐，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地叫了。我们在车站旁找了一家饭铺去吃饭。当我们买好了票从厨房的取饭口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正准备要吃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和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向我们讨饭吃。一听她的口音，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宁远人。我们每人赶了一些饭菜给他们吃后，想到：如今正是收割的季节，他们怎么会跑出来讨饭呢？于是我就问她为什么跑到郴州来讨饭？小姑娘眼泪巴沙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外婆接他们在外婆家作客，一天傍晚，村上去赶集回来的人告诉外婆，说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杀死了。村子上的“造反派”说要把他们俩姐弟找回去，斩草要除根。外婆吓得直发抖，抱着他们俩姐弟哭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外婆把她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他们，包了一些煮熟的红薯，把他们领到去兰山县的公路上，要他们走到兰山后搭车去郴州，能走多远走多远，越远越好，自逃生路。外婆流着眼泪，嘴里不断地吟着：老天爷，保佑他们吧……他们到了郴州钱用光了就讨饭了。

在这样凄惨、真实的事实面前，我把我不多的旅费匀出一块钱和二斤粮票给了他们，并默默在心里祝福他们能够平安，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能给他们多一些帮助了。只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顺利到达北京，反映这场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大屠杀，希望中共中央当局能够及时制止它。

我们到在北京后，我立即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收。我想，即使他们本人不一定会看到这些信，他们名下办公室的人总会向他们汇报的吧。后来不久，中共中央当局责令四十七军去制止了这场还在蔓延的大屠杀。以致当地的一些“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得以幸存来，其中也包括了我们。

当我们返回到宁远后，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被杀害了，我们一些乡下的亲戚也被杀害了。我有一个朋友，原藉道县，他的父母均在宁远一中教书，被道县乡下的贫下中农“造反派”抓回去杀害了，他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了。我们北门外欧村小学一位地主成份的教师被杀害了。欧村孪生兄弟其中的一个，被本村的“造反派”捆绑毒打后，罩在打谷子用的黄桶里闷死了。我的表嫂的一个弟弟被毒打后，活埋了。她那九十岁的老母亲被活活地吓死了……

后来，县民政局按照上级的批示，由生产小队造出被害人员的名单，层层上报至民政局，每个被害人赔偿二百元人民币。当那此幸存的被害者们的家属、子女去领钱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受的，但还要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的关怀”等等这一类口是心非的话。当时的市价，二百元还买不到一头猪。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猪值钱。谁会真正感谢造成杀害自己亲人的共产党和政府呢？他们是有口难说，有冤无处伸呀呀！一些全家都被杀绝了，赔偿费无人领取，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大队书记、大队干部或小队干部们的手中，任由他们花天酒地地去打平伙了。他们用被害者的赔偿费喝的酒，其实不是酒，是被害者们的血。他们用被害者们的赔偿费吃的鸡、鸭、鱼、肉，其实不是鸡、鸭、鱼、肉的肉，是被害者们的肉啊！

据说，道县屠杀的人比宁远多得多，疯狂的屠杀在高潮时，许多被杀死后的尸体扔到河里，顺波流飘到下游，阻碍了航行的船只。沿江两岸附近的村子里，井水都有血腥气味，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不能饮用。一些村子的“造反派”怕被杀的人半路逃脱，用铁丝把每个人的锁骨串联起来，串成一串押到河边，杀死后再一个一个扔到河里。有一些身怀有孕的妇女被杀死后，疯狂的一些“造反派”生怕他们肚子里的胎儿不死，还要在孕妇的肚子上戳几刀。

天凡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听到这样恐怖、残暴滥杀无的暴行，都会毛骨耸然，都会悲愤无比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条基本法律准则。然而，那些曾经组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非理非法组织的人，曾经凶残杀害许多无辜的人的主犯们，事后经法院审判，况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公理何在？

据说这场湘南宁、道两县大屠杀杀死了几万无辜的百姓。具体确切的数字到底有多少？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人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杀死了许多，许多。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地的人现在也很少再提到它了，中国其它地方的人知道它的更是很少很少，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太深，给我的刺激太大，使我终身不会忘记。

时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将至之际，我写这篇回忆，不仅为了悼念死于那场大屠杀中无辜的千、万同胞们，悼念“四五”、“六四”中死难的同胞们。同时，也悼念我那惨死的、亲爱的母亲—。“文革”不久，我被当地派出所某指导员禁止在当地画画，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去求生存。我的母亲“戴”着“地主份子”的“帽子”，连同我的户口一齐被下放到农村。在她病倒在床还没有死的情况，当地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就把她活埋了，并瓜分了她的锅、瓢、碗、以及破烂的被子和蚊帐。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些恐怖、残忍的屠杀。我更衷心地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屠杀！我也衷心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屠杀！人类能够生活得安宁、自由、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希望。
(save china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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