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仅仅20多年就已星火燎原。这说明，共产党在早期有强大的感召力。它在建国初期吸引一些海外学子抛弃优越的科研和生活环境回去报效祖国，在抗战时期也曾经吸引无数青年投奔延安。然而，许多投身共产党的人没有死在敌人的手里，却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没有进过敌人的监狱，却几次关进共产党的牢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对千百万家庭造成极端痛苦的伤害。一次次的浩劫以及开放之后弥漫全国的腐败之风，使许多人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感情。

新中国的成立激励着芝加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巫宁坤，促使他在1951年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北京报效祖国，在当时的燕京大学英语系担任教授。他说：“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她邀请我回去。我是一直想要回去的，从来没有想要呆下去。现在听到祖国的情况，新中国嘛，国内亲友来信都赞不绝口。所以我就想回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尽我的一份力量。”

然而，在美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习惯使巫宁坤每次运动都挨整。他诙谐地说，他刚刚回国，就在当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当上了“运动员”。他说，有些人把他平时说的话悄悄记在小本子上，令他吃惊。“最使我吃惊的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监视我，我带的写论文的学生都把我汇报上去了。这是很惊人的，对我思想打击很大。”这样，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巫宁坤被送到了南开大学。

1955年肃反时，他被打成南开头号反革命，全家被抄家和搜身。1957年共产党整风，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巫宁坤提出言论自由等问题，结果被打成右派骨干。他先在北京短期关押了一阵子，女儿在这个时候出生，他都不能看上一眼，就被送去北大荒劳改了：“而且在这个期间，我的女儿出世，我也见不着。我太太让我起个名字。我给女儿起名‘一毛’，几天以后我就去北大荒了。”

巫宁坤在他后来写的书《沧海一泪》中回忆到，在劳改期间正值所谓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天，他被看守派去挖土坑，挖好之后，一辆马车拉来了破席子卷着的一具尸体，他打开席子一看，原来是他认识的老刘。他想，“连老刘这么健壮的人都饿死了，怎么知道下一个不是我呢？”

文革期间，巫宁坤自然也躲不过挨斗和进牛棚的命运。1979年巫宁坤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然而，蹉跎岁月已经无情地浪费他20多年的宝贵时光：“22年，也就是我们有用的岁月，就这么荒废了。”这些荒废的岁月粉碎了他的梦，成为他最大的遗憾：“我想当学者，这个梦没有实现，想当作家也没有当成，反而让家人受罪。 ”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磨难之后，巫宁坤如今又回到美国定居。这种归宿看来就是他对自己当年回国的决定做出的反思和结论。

早年参加革命的女干部戈扬在三十年代就仰慕共产党，向往解放区。于是，戈扬在1941年参加了新四军。她回忆说，当时的共产党是有理想、有正义的：“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当然是不合实际的理想，例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自有后来人。’当时的共产党是有正义的，要求抗日也是爱国的。我们青年就在这样一股热潮中参加了共产党。”

然而，戈扬说，解放后不久她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也正是当右派后的种种磨难使她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就是打成右派以后被送到农村去受苦，才认识到一点真理，转变思想。”文革以后戈扬在复刊的《新观察》杂志担任主编，但是她已经不再仰慕共产党：“我当然讨厌它，很讨厌它。我还没有发现共产党对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著名的《上海生与死》一书的作者郑念，在她的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她的遭遇。郑念为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工作，文革弄得她家破人亡，她的女儿因为不肯说自己的母亲是特务被活活打死，然后尸体被人从九层楼的窗户扔下去，以造成自杀的假象。郑念本人被关进监狱，单独囚禁了六年半，受尽折磨：“打我，当然了，一天到晚打我。给我上背铐，上了11天。我到现在还有疤。我出狱时体重只有84磅，我正常体重是115磅。”

郑念在文革结束以后来到美国定居，她说，只要共产党在台上，她绝不回国：“我一辈子不回国，除非共产党倒台。共产党只要还在台上，不管是保守派也好，改革派也好，我绝不回国。”不过，郑念也承认，共产党也做过好事，这件好事就是解放了妇女。

黑龙江省一名四十岁的儿童医务保健工作者给美国之音打来电话说，他小时候非常敬仰共产党；“小时候我敬仰共产党，也敬仰革命先烈。那时候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之后，家家都能吃饱。”他说，在林彪走红的时候，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淡了下来，到了邓小平时期就更淡了，许多工人下岗，他也下了岗，全家人均生活费只有一百多元，远远低于国家的人均300 元生活保障线。

这名下岗人员说，“六四事件”以后，他对共产党就彻底绝望了：“在江泽民当政时代，尤其是六四以后，我对共产党一点感情也没有了。我也有亲人、熟人死在天安门广场，甚至就是因为去天安门喊声冤而被抓并打死。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了。”

摘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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