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江泽民的屁股还没有坐暖，华东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就下连绵大雨，苏州被洪水围困，大水差一点漫出太湖涌入江泽民的根据地上海。一九九八年，长江流域又降下百年未遇的暴雨，洪峰一二再的从上游滚到下游，一些地区“人或为鱼鳖”，洪水之下的武汉市民险些成为“武昌鱼”。这不是不折不扣的“江泽民”带来的“水深”生活吗？

进入新世纪，“江”西芳林村一声爆“炸”，炸死了四十一个人“民”群众(政府数字)，江泽民又成了“江炸民”。十天以后，石家庄又发生更大规模的连环爆炸，死难者达一两百人。其实，在江泽民统治时期，这些爆炸已经此起彼落，中共的草菅人命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祗是由于江西的死难者多为学童，才引起国内外的愤慨。而石家庄是蓄意的人为爆炸，已经不是“官僚主义”可以作为遁词，而是反映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这是“江炸民”带来的“火热”境地。

“泽民”时期，受害的是广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当局要保护城市，只有牺牲农村。于是用炸堤泄洪来“弃乡保城”、“弃农保工”、“弃农保干(部)”。被洪水冲走家园的农民得不到补偿，救灾经费还被贪污，但是面对嗟来之食，灾民还要喊“江泽民主席万岁”。

到了“炸民”时代，“工”也保不住了，变成“弃工保干”，要确保特权阶层的利益，挽救国有企业，广大工人被迫下岗，但是贪污腐败的领导管理阶层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另有重用”。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用被缩减，拿去购买维护统治的先进武器，拿去供特权阶层挥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工农都成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享受不到民主，却被特权集团所专政；他们也享受不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有特权集团才可以各取所需。江核心还提出“三个代表”来愚弄百姓，实际上是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来掩盖自己的男盗女娼罢了。